​粽叶飘香忆屈原 楚辞瑰宝耀千年

快到端午节了。提起端午节，人们会想到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挂艾蒿和五色丝线，还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位大诗人——屈原。提到屈原，人们不仅会想到他爱国殉国、自投汨罗江的感人故事，还会想起他创作的《离骚》《九歌》《天问》等楚辞作品，它们作为我国文学史的颗颗明珠，至今仍被人们诵读、研究……

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8年，四大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法定假日；2009年，中国端午节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端午节的历史由来已久，《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夏至礼”：“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这些夏至古礼源自夏商周，汉朝人却将其移至五月五日，因为这一天是“恶月恶日”。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夏小正》中便已出现了“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传统。至西晋“端午”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风土记》时。

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说：“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记载了姑苏城的端午盛况：“端阳水嬉，姑苏最盛。千船鳞列，歌吹喧阗，然嬉游者意不在龙舟也。汪比部秀峰诗云：暖日烘云景物新，衣香鬓影漾芳津。少年绮扇篷窗下，不看龙舟只看人。”

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散文《端午的鸭蛋》，那是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文中写道：“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纸。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端午节的独特风俗在作家笔下焕发着别样光彩。在《端午日》一文中，作家沈从文生动形象、真实具体地描写了湘西地区过端午节的习俗：“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他还把赛龙舟的紧张、热闹场面传神地描绘了出来，宛如一幅《端午风俗图》。“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七点，税关前作终点，作比赛竞争……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水战时擂鼓的种种情形。”就连看热闹的场面，沈从文也写实地记录了下来，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节日习俗文字资料。

作家林海音在《我的童玩》一文中，记录了富有童趣色彩的丝线缠粽子和包香包。“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穿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衣服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

迟子建在《故乡的吃食》中写道：“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夹馅的，爱吃甜的就夹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夹上一块腌肉。”插柳枝，挂艾蒿，包粽子，故乡的端午习俗让作者满怀眷恋之情。

在作家苏童的笔下，端午节则更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厚重的亲情。他在《祖母的季节》一文中写道：“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棕’，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羊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

除了散文、小说等作品，刘晓峰教授的《端午》一书从文化的角度，历数端午节俗演变过程，在节俗中挖掘民族性格的脉络，令读者在先民的生活里撷一缕传承的烟火气，重温藏在节日里的生活美学，并且重新发掘属于当代人的端午节俗，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

怀念屈原成为端午文化的主线

屈原是和端午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端午节怀念屈原，已成为中华民族端午文化的主线。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者，他的伟大形象和高尚品格、他的精神和气质，尤其是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几千年来，感动、激励着历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民族品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述了两千多年以前那个夏天：“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和一位渔父谈话，他拒绝妥协，拒绝圆滑，拒绝与世沉浮……司马迁写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称颂屈原志洁行廉的精神和品格如日月一样放射着光芒。

不同于对其他人物客观中肯的评价，《史记》中对屈原评说显得富于情感：“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反映了六朝时期人们对屈原的尊崇。唐代的李白《江上吟》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则以屈原与楚王对比的手法，彪炳屈原的伟大与永恒。南宋时期，朱熹《楚辞集注·序》称：“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词之哀，……读者其深味之，真可谓恸哭而流涕也。”《楚辞后语》又说：“屈子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乃千载而一人哉。”盛赞屈原的忠魂义魄。

写屈原生平传奇的作品很多，近些年就出版了王健强的《屈原传》、郭维森的《屈原评传》、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杨雨的《屈原传》、方英敏的《屈原》、洪烛的《屈原》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叙述角度各有不同，表述方法各异，但都抒写了屈原满怀热情与才华却得不到重用的苦闷而悲剧的人生，礼赞了他面对世俗偏见和政治黑暗毫不妥协的高洁品格，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崇高的文学成就，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屈原的敬慕和爱戴之情。他们展开想象，遥想当年，屈原是怀着怎样的才情“上下而求索”，探问天地规则；又是怀着怎样悲壮的情怀自沉汨罗江……他的一生是何等浪漫而悲情。

屈原是湖北秭归乐平里人，周凌云的长篇非虚构散文《屈原的村庄》以乐平里乡村生活日志为结构布局，以“骚坛诗社”诗人的命运故事为叙事主脉，将乐平里村庄的生命哲学与屈子精神进行有效对接，以期完成这样一个追问：屈原和楚辞是如何成为中国诗歌之乡乐平里那些诗人的精神资源的？

楚辞是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说到屈原，就不能不提楚辞。《诗经》被认为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而屈原及楚辞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

魏晋名士说到《离骚》，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也跟学生这样说，赞颂屈原的名士之风。

人们讲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名句，不假思索就能背《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远游》中有一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也经常被引用，是说天地是一个无穷尽的存在，而短暂的人生是非常的辛苦。还有一句“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意思是过去的我没有赶上，将来的我无法知道，人是有限的。

我们读《天问》，会不由感慨屈原的视野如此广阔，他追问一切，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天上、地下、人间有那么多的不可解处。鲁迅先生也赞美他：“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一种创造的精神。

《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楚辞者，体宪于三代”，指屈原作品取法于《诗》《书》《易》《礼》等三代的经典。事实上，屈原是一个以长江文化为底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诸子百家精华而形成的文化巨人，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

如今研究楚辞的作品也有不少，历来公认的读《楚辞》有三大难：念不出、读不懂、看不完，这往往由于年代久远造成史料不足，语言文字方面的阅读障碍以及文献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许多学者的楚辞研究就往往基于这几点，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便利。其中梁振华的《楚辞·赏》坚持以韵体翻译楚辞，传承了其原有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读者不会因散文翻译古诗词而丢失美感和乐感，造成“只识其意，不知其美”的迷茫。著名楚辞专家赵逵夫的《屈原与楚辞》将屈原的生平历程、思想内涵、政治经历与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研究其必然性，并且对其后受其影响的宋玉、唐勒等人的创作情况也进行了对比研究。(记者 石雅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