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历史上的大移民

在石家庄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移民，这一点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

□记者 石雅彬

秦汉双向迁徙

在石家庄有一个传说，说石家庄人是从山西大槐树迁移而来的。这个传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但翻阅史书我们发现，石家庄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频繁的地区，历朝石家庄地区，曾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时是战乱引发的人口流徙，有时是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移民，还有军屯等军事原因的人口流动。

在先秦时期，石家庄一带是赵国、中山国等强国的疆域，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对这一地区的人员进行多次大规模调动。

首先是为巩固统治，防止六国叛乱，秦始皇曾颁布诏令，“徙六国贵族及富商于川鄂”，将六国原有贵族富商迁往南方。《淮南子·泰族训》记载，“秦灭赵，徙赵王迁于房陵”，将赵国贵族和富商大贾迁往湖北,其目的主要是防范赵国旧贵族在故土从事反秦活动，并且利用迁徙贵族及其移民，开疆拓土、屯田实边。《史记·货殖列传·卓氏》也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

除了往南，也有往北。《史记》卷88《蒙恬列传》记载，为解除北方匈奴对秦朝的威胁，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之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和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朝又两次向长城一线大规模移民。河北中北部，北近边地，秦始皇的大规模移民行动，应该涉及恒山郡。只是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难以考证从恒山郡向北移民的数量。

众所周知，南越王赵佗是石家庄人，他在平定百越之后也曾大规模组织人员从中原移民岭南，其中有不少恒山郡及其属县（今石家庄一带）的人员。《汉书·南越王赵佗传》《汉书·高帝纪下》《史记·主父偃列传》等史料中都对此有所记述。

魏晋金元多民族混居

后世研究表明，魏晋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河北中部诸州境内民族杂居，匈奴、鲜卑、羯、氐、羌、东胡、柔然、契丹等多民族人口大量涌入河北（牛润珍著《魏晋北朝幽冀诸州的移民与民族融合》）。

金灭北宋后，为了加强在中原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巩固统治，将大批女真人、契丹人从东北肇兴之地源源内迁，形成了大规模移民活动。金统治者深虑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人力、军力、财力的不足，于是以“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不断向新附区移民。“猛安谋克”是女真族的军事组织、行政组织单位，《金史·兵志》解释，“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　　

据《续文献通考·田赋四》记载，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屯田“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金史·乌古论三合传》记载，“乌古论三合，曷懒路爱也窟河人，后徙真定”。《金史》卷5《海陵本纪》也记载，金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诏括真定等府官荒闲牧及官民占射逃绝户等地给所迁猛安谋克户”，这些少数民族移民补充了战乱带来的当地人口流失，助力石家庄经济文化的繁荣。　　

明代大规模移民

中国历史上石家庄一带最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明代。

明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等多元因素的作用，河北中部人口大量减少，人口总数下降到汉唐以来最低的水平。因此明代曾多次向河北中北部大规模迁移居民，来补充人口，发展生产。

明初的移民是对劳动力极缺的地区实现尽快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八月，户部建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产。”对于从哪里迁民，户部建言：“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纳其言，并明确指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这就是石家庄的外来移民中以山西人居多的主要原因。

于是根据《明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起，山西泽、潞二州的大批民众被有组织地迁到真定、彰德一带。今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古城村发掘出的墓碑记载：“大明洪武年间由平阳府洪洞县原籍徙来白氏始祖讳义配吉氏合葬墓”，证明该村白氏家族是明洪武时期从山西迁来的，经600余年，代代繁衍至今。

洪武时期的真定移民既有迁入也有迁出。真定本是地广人稠的地方，经明初战乱，人口虽有减少，但相对仍多于其他地区，《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朱元璋的家乡是安徽凤阳，从真定移民比山西更为便捷。但总体而言，迁入多于迁出。

经过大规模移民，石家庄一带经济已经有所恢复发展，但靖难之变发生，这一带成为主战场之一，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明永乐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北京行部上奏：“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这比洪武二十六年统计的这一地区三十三万四千余户人口减少了40％。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为了培植京畿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不仅大规模地从山西、山东、江苏向这一地区组织官方移民，而且大规模、成建制地从南京周边和陕西等地向北京周边调拨军队，使今石家庄以及保定、张家口、北京等地，成为全国移民数量最多、驻军数量最集中的地区。

明成祖朱棣为培植燕地根本，非常重视河北地区人口的恢复，于是，继承洪武朝移民的政策，官方组织向河北地区大规模移民。

他迁移富商大户以充实畿辅。《明永乐实录》记载，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迁山西民以充实北平的同时，从南直隶、苏州等18郡和浙江等9省中选3000殷实大户迁北平，促进河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实畿辅”。一方面是为削弱南京周围富商大贾的势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北京周围河北的经济发展，也有意通过江南富商北迁，带动北京周边商业的繁荣。此后，他又陆续组织移民，充实河北人口。

他还从周边省份迁平民入河北。嘉靖版《真定府志》记载，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迁山西诸户实藁城，时兵燹之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旧有存者十之三，故徙以实之”。康熙版《晋州志》记载同一年，“徙山西诸户实晋州”。《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民众上言：“本处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政府纳其言，准迁并免田租一年。移民多少户，大多没有具体数字，据记载，一般每次移民在三四百户到二三千户之间，移至北京的每次往往在一万户左右。

今石家庄市范围内，有不少村庄就是明代移民创建的，而且有许多名门豪族、文化名人，其祖先就是明代的移民。在石家庄市区及各县乡村保存了不少明代移民碑、追祀祖宗碑、家谱和移民占田官牒等，这些是中国古代移民史上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譬如正定县牛家庄的王氏家族，其辈分一直按照“祖籍太原，荣发正定”排序起名。

真定名门梁氏家族，诞生了明代爱国将领、兵部尚书梁梦龙和清代著名鉴赏家、收藏家、官至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的梁清标等历史名人。《苍岩梁公（清标）墓志铭》记载，其家族“先世山西蔚州人”“洪武初由徙真定”，落籍到北圣板村，传六世到梁梦龙，之后涌现出梁维枢、梁维基、梁清标等明清名人。

明代军屯制的施行也为石家庄输送了大批移民，大批卫所军屯将士和军丁从全国各地汇聚真定，参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政治、军事活动。真定卫、神武右卫作为两大驻军，长期驻守真定府境内，隆庆版《赵州志》卷十记载：“永乐、宣德等年，乃拨神武右卫左千户等所（屯种赵州），军余屯种。”据光绪版《正定县志》卷36《卫官世袭》记载：巢县（今属安徽）人陈斌，袭父陈华之职，“授安陆卫指挥佥事，永乐元年调北京真定卫”。死后，其弟陈武袭真定卫百户，此后六代八人世袭为真定卫军官。

到清初，随着清朝政府诏令将明代卫所军屯改为民籍，大部分卫所军屯将士及其家眷落籍当地，成为真定府及其周边州县的特殊移民。在石家庄市及附近各县，保存着一大批与明代真定卫屯戍制度有关的碑刻、谱牒资料。石家庄市南高营村保留的明代真定卫中千户所陈策为其七世祖合立的《陈氏宗族题名记》碑，清晰记载了陈氏“一世祖陈佑，扬州高邮州昌平乡人，洪武元年九月投徐达丞相下归附，从军豪拨真定卫中所。”

回族将领哈密，明成祖赐姓名白玉，袭父职任广西副总兵，白玉之孙白璋，袭前辈之职，“嘉靖七年改真定卫指挥使”，其后五代世袭指挥使，在真定城东诸福屯建有“白家花园”，繁衍二十代。合肥人施相因功升百户，阵亡后，其弟施兴被“成祖立授副千户，宣德二年除真定卫振抚”。诸如此类的真定卫军官很多。

除官方组织的移民外，还有迁居真定一带的自由流民和商民。在明朝政府大规模组织移民的背景下，江南一些无地平民或商贾陆续北迁，有些落籍真定，成为明代的自发移民或自由流民。位于石家庄市广安大街西侧的谈村，是当代革命艺术家安娥的故里。安娥姓张，其张氏家族，为该村名门，安娥之父张良弼，曾任民国政府河北省的督学。张安娥，是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夫人，也是杰出艺术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脍炙人口。而该村《张氏祠堂碑记》记载，张氏始祖于“永乐二年从山右迁于此地”。

井陉县于家石头村，是明代爱国志士于谦的后裔聚居建成的移民村。于谦被害后，其后裔辗转太行山，在井陉县深山定居，建成于姓聚居的村落。

这些史籍记载、考古实物，都见证了石家庄一地人口变迁的状况，由上可见，石家庄历朝历代的外来人口中，有一部分的确是从山西迁移而来，而另外一些则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他们落户于此，共同建设着这片美丽的土地。

（参考文献：《明史》《石家庄通史》《石家庄文化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