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以传世 德行惠后人——看宋金元时期石家庄一带如何传承良好家风

在宋金元时期，石家庄一带居民十分重视家风及学风培养，他们的家风、学风值得今人借鉴学习。

□记者 石雅彬

灵寿韩氏：

以民为本 刚直不阿

韩亿，字宗魏，真定府（治今石家庄市正定县）灵寿县倾井村人。韩亿为官政绩卓著，朝野称誉。为地方官时，体恤百姓，注意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在朝中任侍御史、枢密等职，刚直不阿，不避权贵，为北宋政治、军事的稳定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韩亿性格端方稳重，治家严整，他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严于律己，对其8个儿子要求严格，在其严格管教下，其子孙大多贤孝，多人在朝为官，其中韩绛官至宰相。

《宋史·韩亿传》载，韩亿任陈州通判时，时值黄河破堤决口。治河修堤需“费万计”，但他“不赋民而营筑之”。河北大旱，转运使不以实情上报，只有韩亿进言饥荒，希望能向百姓贷租救济。

韩亿作为侍御史，不论官职大小，只要危害了国法或以权谋私，都不留情面。执法严谨，不避权贵。宋仁宗时，有官员吴植行贿宰相王钦若案，韩亿对此进行彻查，原来吴植因生病，怕被罢职而向王钦若行贿，只是金子没送到事情就暴露了。于是，他不仅解除吴植的职务，还要审查王钦若，并不畏惧宰相威势。史书评价他，敢于坚持正道，“其不挠如此”。 　　

后来，韩亿奉命出使辽国，他机敏应对，维护了宋朝的尊严和利益。 　　

北宋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向皇上献“百官图”，其中推荐韩亿可重用，说他有宰相之才。 　

韩亿次子韩综，在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天雄军（今河北省大名东北）作通判时，有一年，黄河决口，灾民“依丘冢高台而聚者数百家”，非常危险。韩综下令：“能济一人，予千钱。”于是人们争相操舟救援，保全了灾民性命。　　

韩综也曾奉命出使辽国。

韩综死后，宋帝因难觅得力使臣而对群臣说：“孰有如韩综者乎？”表达了对他的称道和怀念。　　

《宋史·韩绛传》载，韩亿三子韩绛任户部判官时，江南饥馑，韩绛为安抚使，行便民事数十条。宣州守廖询贪赃枉法，韩绛下令吏部一一处理，民心大悦。真定守官吕溱犯法，从官请求宽纵赦免。韩绛力主严惩为吕溱求情者，罢免了吕溱。知成都府张咏，“春粜米，秋粜盐”，本意在“惠贫弱”。但日久天长，“权归豪右之家，民不堪命”。朝廷派人前去核查，反而同流合污。韩绛禀明朝廷，重新核审，惩治了豪右之徒。韩绛执着耿直，长于据理力争，连宋英宗也对他说：“用卿出自朕，卿凡论事，不宜过激，当存朝廷大体，要令可行，毋使朕为不听谏者。”

宋神宗继位，韩绛拜枢密副使，他上书请求改订役法，遂代陈升之，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后与王安石共事，积极支持新法。　

宋哲宗即位，韩绛任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康国公，为北京留守，留心治理黄河水患。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韩绛以司空、检校太尉告老还乡。次年病逝。赠太傅，谥号献肃。

真定史氏：

稳定社会 尊重文化

在金元之交到元朝中期，史氏家族镇守真定府，在他们的治理之下，石家庄一带避免了战争的侵扰，社会秩序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成为河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史氏家族本是金代永清豪绅，蒙古军伐金时，史天倪组建“清乐军”随蒙古灭金，蒙古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攻占了真定。此后，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及其子史楫、史权相继任真定兵马都总管之职，主真定事。

元代王恽所著《秋涧集》记载，史天泽镇守真定时，“乃缮城壁，除武备，明号令，守御以方”“岁荒食艰，捐甘攻苦，与众共之，于是招流散，抚疮痍，披荆榛，掇瓦砾，数年间，官府民聚，以次完治”。

《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在争夺真定的战斗中，蒙古大将怒斥百姓抗拒，俘万余欲杀之，史天泽劝说：“彼皆吾民，但为贼所胁耳，杀之何罪！”使万余百姓得释。史天泽临去世前还上奏朝廷：“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病逝于真定府第，年74岁，帝闻之“震悼”，赐白金2500两，赠太尉，谥号忠武。以后复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祠。在治理真定时，史天泽知道高利贷盘剥害民，于是“倾家资，率族属官吏代偿”13000锭，以此安民，深得民心。　　　

史氏家族十分重视文人，重视文化教育，《元史·史天倪传》记载，从史天泽祖父史伦一辈开始即“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重”。史天泽本人出身武夫，40岁时才开始读书，但他一生尊重文化，保护文人。每到一地，访求贤人，对“名士流寓失所，悉为治其生理而宾礼之”，诚心与之交游，对元好问、李冶、王滹南等一批文化人“礼遇甚厚”，并向朝廷举荐贤能。在史氏家族治理真定时期，真定聚集一批名士，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是对元杂剧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这里不仅是元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和重要的创作演出基地之一，而且汇集了李冶、元好问、瞻思等一批著名的科学、文化名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和经学、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史天泽告老之前还向元朝廷推荐王恽、张昉、高鸣等多人。其中高鸣，真定人，以文学知名，元世祖时任侍御史之职。

史楫继承史氏家族乐善好施，尚义气的传统，为真定地方百姓做了很多善事。《元史·史天倪传》记载，太宗窝阔台时期，对汉民征收赋税只收包银，不收实物。史楫奏请“以银与物折，仍减其元数，诏从之，著为令”。此前，西域商人在真定代民输税，让百姓借贷后加倍偿还，谓之羊羔利。史天泽曾奏请“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并且“倾家赀，率族属官吏代偿之”（《元史·史天泽传》）。

藁城安氏：

儒学世家 传道授业

安熙，元代藁城人，字敬仲，著名教育家。安氏一族原为太原离石人，从五世祖安玠开始，世为儒家。

安熙祖父安滔为童生，金亡后迁居真定藁城，以教书为业，以学识品行闻名乡里，受到大儒张德辉的邀请，成为张德辉族学的教授。将三个儿子安芝、安松、安筠培养成进士。

安松和其子安熙、安煦，父子三人自为师友，研习以程朱为本的理学。安松的文章以理为主，不尚浮夸，言之有物。其兄弟安芝、安筠均为进士，在元初为官为学，名重一时。同辈堂侄安焘也都是“晦迹读书，不求仕进，悠游自乐”的祖训，弟子族人保持书信往来，互相切磋学问。远支族人中安好古在担任燕南宪府吏员时，曾拜安松为师，与安熙等人关系也很亲近。

安熙是安氏家族中名声最盛者，他幼年承袭家学，欲往容城投理学家刘因求学，刘因不幸去世，便跟从刘因门人乌叔备学习，刘因去世后，他抄录刘因撰写的经书，并自称为其私淑弟子。他不屑仕进，居家教授几十年，以教授儒生为己任，四方来投师从学者，多有成就。安熙的《默庵岸先生文集》收录了他的著述和生平故事，其中记载，他在刘因去世后，写信给自己老师乌冲立誓说：“今而后，惟有一意问学，亲贤取友，勉励孜孜，死而后已。”于是得到乡里富户李椿的资助，“以诗书教其乡人子弟”，并承担李椿宗族子弟的教育。安熙率弟子“日望必率诸生谒拜先圣祠下”，平日与名儒交谈，共同探讨《四书》旨趣，也与入仕的儒士交游，还为乡里儒士撰写祝文，为儒学晚辈起名。

他赞同朱熹的《四书集注》中理学的观点，同时批评儒生们为了功利目的死记硬背而一知半解，于是他著《四书精要考异》《默庵集》等以重申理学的精义。他的《默庵岸先生文集》中记录了他的理学观点：“溺于记诵、训诂、辞章之习以希名设利，不复知有圣人之说，而又有异端之邪说以间之，不有真儒者出，孰能有以明斯道。”

安熙曾在元大德、至大年间主持封龙书院，“其教人以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弟子去来，常至百人”。在真定讲学期间，其弟子多至百人。史载，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藁城名士安熙主持封龙书院，率诸生举行开学祭孔典礼，著《封龙山书院释祭先圣文》。

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安熙病逝，享年42岁。卒后，乡人为其立祠。学者苏天爵是其弟子之一，将其遗著编成《而虞集》。

真定瞻氏：

民族融合 文化交流

在元代，真定还出了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学者瞻思，他和他的家族体现了元代民族融合的成果。　　

瞻思，字得之，祖先是大食国（今伊朗）人，原名“沙克什”，定居真定后自称“真定瞻思”。《元史·瞻思传》记载，其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在窝阔台汗时，授“真定、济南等路监税课税使，因家真定”。他的父亲叫斡直，不乐于仕途，就喜欢研究儒学。瞻思九岁的时候，就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

瞻思青年时代拜获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人王思廉为师。王思廉是有学界领袖之称的元好问先生的弟子，瞻思自然受益匪浅，深得传统文化的精华，故“为乡邦所推重”。他多次推辞入朝为官，而是归里孝亲，矢志向学，成为儒学造诣很深的学者。他博于经学，尤精易学，且通晓天文、地理、算数、水利等各科，著述颇丰。他的著作《河防通议》，有相当部分论述水利工程的运算，将元代数学家、石家庄人李冶的天元术运用到了水利建设上，是科学史上一大进步。

瞻思的诸多成就中，最重要的是史学方面的成就，他的史学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地方志书，如《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等；二是为外域地方写史，如《两国图经》《西域异人传》，介绍了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

瞻思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其所著的《五经思问》《四书阙疑》都是理学思想影响下的著作。

（参考文献：《宋史》《元史》《石家庄通史》《石家庄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