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马可·波罗游历元代石家庄

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游历数年，回国后他将经历见闻写成了《马可·波罗行纪》，书中向世界展现了元代中国的风貌，在他的游记中，曾特意描摹过真定府（即今石家庄一带），可见这里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让我们跟随他的讲述,结合史书去游历元代石家庄。

□记者 石雅彬

建筑业成就斐然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从汗八里行一日，“抵一大而美丽之城，名曰涿州……”南行4天，到达哈寒府（即真定）,“哈寒府是一贵城……此城领治一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他详细描述了沿途道路的植树情况：“大汗命于道旁植树，每树相距数步。树长成甚高。自远处可以眺望，昼夜不致失路。无人居之地，路旁也植林，为旅行者之便利，所有可行道路，两旁皆植树。”

对于沿途驿站馆舍，他记道：“每驿房舍，宏大华丽，内备床铺，皆以绸缎制成。所有必需之品，无不俱全。即使国王寓此，也必觉其安适。”这都表明元代真定的富庶、美丽，建筑成就尤为突出。

蒙古军南下灭金时期，石家庄一带曾遭遇重创，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记载：“自蒙古兵长驱而南，燕赵、齐魏荡无完城。”史天泽治理真定时期，令军民“缮城壁……招流散拊疮痍，披荆榛，掇瓦砾，数年间，官民聚以次完治”（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把流民组织起来作为最初的建筑工匠，建设官衙驿舍、城墙楼阁，重修寺庙道观，神祠街市，“数年间”，使残破的城市面貌一新。到蒙古宪宗时期史书再现真定城的时候，这里已是民居商贾甚多、而“极为繁丽”的城市了。

正定名楼阳和楼就始建于元代。元代大学士杨俊民所撰写的《修阳和楼记》写道：“阳和楼者，镇府巨观也。横跨子午之逵。”“每登于斯，南瞰滹水，北瞻恒岳，右挹太行之晴岚，左观沧海之旭日，飘然若出尘世，御天风于九霄之上。”

元代诗人刘因在《登镇州阳和门》中写道：“北望云开岳，东行气犯星。凭阑天宇在，人事听浮萍。”元代，阳和楼周边是真定最繁华的区域。当时的文人雅士最喜登阳和楼把酒临风，吟诗作赋，聚集在阳和楼上研讨作品，交流创作心得。在这里，元曲完成了从民间俚语入诗，转向创作的文人化、专业化的全面过渡，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

柏林禅寺位于赵县城内，金元时称柏林寺禅院。蒙元初所立《元重建柏林寺禅院碑》，记述了元代重修该寺院的经过。寺中的柏林寺塔创建于元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这座塔砖木结构，平面呈八角形，7级，高33米，坐落在方形台基上，给柏林禅寺又添一景。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充分反映了当时石家庄建筑业的高超水平。

丝织业继续兴盛

河北历代传统手工业有丝织业、陶瓷业、酿酒业、矿冶业、盐业等。元代真定地区，丝织业继续兴盛。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称赞真定“盛产丝织品，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就连沿途驿站馆舍“内备床铺，皆以绸缎制成”，这表明真定有发达的丝纺织业，品种多、产量大、质量优。

元代的织造业很发达，包括丝织、毛织、棉织、麻织等。元朝统治者为了奢侈享用，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批织造手工业者，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官方手工业作坊，在河北不下几十处，其中就有真定路纱罗兼造局，这是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劳动者是工匠，人数多、技术高，产品精制。

真定织造业源远流长，技术先进，工匠众多。元代真定的丝织业继承宋金时期的成就，并得以发展。

一地民间纺织业是否发达，我们能从赋税数量和种类中有所发现。蒙古太宗时，河北有五丝户（元代一种食邑分封模式）33万余户，表明家庭纺丝手工业非常普遍。在《元史》中记载了一些真定妇女“勤于蚕绩”的事迹，妇女“佣织于人”“服勤绩经以供租赋”的记载比比皆是。元诗《耕织图》：“大哉皇元化，四海无交兵。种桑日已广，弥望绿云平。匪惟锦绮谋，祗以厚民生。”《元史·五行志》记载，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虫食桑”，范围包括真定7郡等地，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五月，真定的中山、新乐、平山、获鹿、元氏、灵寿等地，“有虫食桑叶尽，无蚕”，因为大面积闹虫灾，导致缺少桑叶来养蚕，这样的记录侧面印证了真定“千里桑麻”之区，名不虚传。

交通商贸业十分发达

元代有陆路、水路、海运3种交通方式为公私所用，其中真定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极为便利，商贸业十分发达。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详细记述了真定府“其南有一大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水路运往汗八里。因开掘众多运河，此城和汗八里河川相连，交通便利。有甚多道路分向各省，路名即以所趋向之省为名。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

真定是元大都向南、向西的交通要冲，史书记载“真定居燕南孔道”，孔道是通往某处必经的关口。有的元文献给真定城的定位即“燕南赵北之雄藩，东鲁西秦之都会”。

元代的驿传分两种，一是普通的，名为站赤，立于蒙古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二是急递铺，始于忽必烈时期，每10-20里设一铺，铺兵一夜行400里，转达急用文书。驿道两侧栽种杨柳树木，一可以乘风歇凉，二用来护路。《元典章·兵部三·押运》记载，铺卒飞马行使必持火炬、佩马铃，“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道旁，夜以惊虎狼也”，驿道也兼运各种物资，如“茶货金银钞锭丛绵布匹贵细物资”“皮货糟姜漆器桐油等物”，甚至有“海外诸番进呈狮象虎豹汗马犀牛猿猴”。可见，驿道是公私两用，官商两用，有沟通商货交流的作用。

元代真定路地广人众，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农业发达，又地处陆路要冲，因而商业比河北其他地区更易于发展，这一点从商业税收可见一斑。

元代民间贸易商税是30取1，据《元史·食货志二》记载，天历年间（公元1328年-1330年）元代河北各路年商税表记载，真定路的商税额最高，其次是大都、大名。据《元典章》记载，全国有8处商税额在5000锭以上的城市，真定城是其中之一。可见真定城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繁荣、商贸繁盛的城市之一。元朝在真定设立监榷课税使司，管理税赋。内迁的大食国（今伊朗）人瞻鲁坤就因任真定监榷课税使而落籍真定，他的后代均以真定为籍贯，后人中还出现了一位著名学者瞻思，名垂史册。

元代腹里（为元代中书省直辖地区）各路年商税表中，真定路只低于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居腹里前两位，其商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

真定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地理区位的优势和交通的发达。靠水近渔，靠路近商，交运的畅通对真定具有特殊的意义。《元史》记载，元宣抚使布鲁海牙到真定，见这里“居民商贾甚多”“城内连甍接栋，井肆夥繁……独称万家之盛”“城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

由于人口聚集，消费日增，石家庄一带自古有酿酒的习俗，在元代酒业尤为兴盛，“在城每日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该六千余石”。

货币流通情况也是商贸盛衰的一种反映，《元史·食货志》记载，真定在蒙元初期行用银钞于燕赵唐邓各州府之间，数达8000锭。忽必烈即位后，停用形形色色的旧钞，统一币制，发行新钞，总共7万多锭，其中以5000锭直拨真定以抵旧钞，占全部总数的比例已达14%。

古代商贸经营分坐商、行商，来往于真定的行商有短途的也有长途的，如扬州的商人李椿，本是行商，“国初北渡，客云、朔间，转徙至真定藁城之西管镇，以陶为业，器不苦粗，有约必信，远近化之。中年后，买田力穑，不二十年为里巨族。”这个民间商人年轻时长贩于山西、河北之间，最后定居于真定藁城，以诚信为本，经营陶瓷业，靠真定便利的交通开拓“远近”市场，终成巨富。真定城的坐商更为兴盛，商铺酒肆林立，十分热闹，元人纳新的《河朔访古记》写道：“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其门额完固，上建楼橹以为真定帑藏之巨盈库业，下作双门，而无枨臬，通过而已。左右挟两瓦市，优肆、酒垆、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

真定的城市人口还有外来移民，《河朔访古记》记载了由于各地战争频繁，一些外地人选择迁居较为安定富庶的真定生活，史天泽治理真定期间，不少名人贤士北迁真定，带来了文化繁荣，为真定城增添了“故都遗风”，使之更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马可·波罗游对真定的记述虽然落笔不多，但是客观反映出元朝前期真定一带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历史状况，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元代的真定是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展示了此地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商业、文化繁荣。唐宋时期名冠全国的丝纺织业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以来开掘的纵横交错的人工河渠，在元朝继续发挥排灌和漕运作用。《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载的景象，为后世研究真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