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镇阳遗爱在 北潭桃李正氤氲

《正定县志》中的清代真定府城示意图。

唐宋时期，石家庄正定的园林文化在河北乃至全国享有较高声誉，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正定潭园。欧阳修等不少名人曾来此游赏，留下了赞美它的诗文。

□记者 石雅彬

唐代始建潭园

唐代镇州（原恒州，治今正定）的园林文化，在河北乃至全国也有较高声誉，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建于城中的潭园，史书中记载它“山石秀逸、古木参天，亭台馆舍、富丽堂皇”。

潭园，又名北潭，是石家庄一带目前发现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城垣园林，也是一座唐宋时期十分显赫的园林名胜。潭园始建于何时，现已不可考。但据史料记载，潭园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一方之名园。正定出土的《孟弘敏及夫人李氏墓志》中记载：孟弘敏曾在唐天佑十一年（公元914年）任成德军“东门讨击副使、池潭都督官”，证明成德军曾专门设有管理池潭的官吏。清代正定名士梁清远在《雕丘杂录》中说：“真定潭园之盛，自唐已著，历五代至宋时，屡见名人题咏。”这是明确指出潭园始建于唐代。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镇州牙城曰潭城。欧阳修曰：常山宫后有池，亦曰北潭，州之胜游惟此。故牙城谓之潭城。《城邑考》：郡旧城周二十里。唐宝应中，成德帅李宝臣筑。”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真定城垣在滹沱河水患中坍塌，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借此拓建真定城，强化军事防御功能和中心城市的地位。扩建后的真定城平面呈“凹”形，不仅城墙、城门、门楼、箭楼、防水设施得到加强，而且各级官吏府第、官衙建筑和宗教建筑大量增加，并创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其中就包括潭园。形成了“内之为城，外之为廓”的城垣建筑群。内城也称子城、衙城。成德军节度使的衙城北面以潭园为界，南面应为2000年发现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巨碑碑座的附近。传说正定历史上著名的阳和楼，就是衙城的南门。到唐末，成德军的最后一代节度使王镕已把潭园建造得很有规模。

节度使与潭园

《旧五代史·唐书·王镕传》记载，唐末五代初，赵王、成德军节度使王镕割据镇州期间，“皆雕靡邸舍，崇饰园池，植奇花异木，递相夸尚。人士皆褒衣博带，高车大盖，以事嬉游。藩府之中，当时为盛”。显示出这一时期，真定城内的园林建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晋王李克用攻真定，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带兵来救，不料李匡威之弟在幽州发动兵变，夺取其兄的帅位。据《石家庄通史》考证，王镕感谢李匡威相救之恩，将他安置在潭园，还在真定为之建造府第。

另据北宋河北学者李昉编著的《太平广记》转引《刘氏耳目记》记载：王镕为安置幽州李匡威及其兵将，在真定“营东圃以居之”。欧阳修在所编纂的《新五代史·王镕传》中记载：王镕将李匡威“馆于梅子园，以父事之”，至于东圃和梅子园在何处，史籍没有确切记载，但欧阳修既然特意使用了“梅子园”的名称，说明这不是他熟悉的“潭园”，而是另一处园林馆舍。又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在李匡威父母忌日，王镕在早晨到梅子园拜谒李匡威，李匡威趁机挟持王镕，要求他交出兵权。王镕被迫答应。于是，李匡威与王镕“方辔诣府”，即并排骑马回成德军节度使府衙，“过亲事营，军士闭门大噪”，有一位屠夫墨君和“从缺垣中窜出，挟镕于马，负之而走。乱军击杀匡威”，救出了王镕。据此可以看出，东圃（欧阳修所云“梅子园”）应该在远离真定府衙的东部，与潭园不是一处园林。可见当时正定城中园林众多。

等到了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二月，王镕的藩将张文礼发动兵变。《旧五代史·唐书·王镕传》记载，宿于潭城（镇州牙城北面潭园）西门的亲军，越城进入王镕府第，王镕被杀，府邸被焚，“烟炎冲天，兵士大乱，镕姬妾数百人皆赴水投火而死”。一代节度使终因兵乱而死，一代名园潭园也随之易主。

北宋名人游于此

经历五代的纷争，到了北宋时期，真定城作为河北西路首府，城市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都得到长足发展。真定府城之内的潭园在前代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由节度使的私家园林，变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游览胜境，诸多文人名士来此游赏，留下了大量赞美它的诗文。

宋代学者吕颐浩在《燕魏杂记》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潭园的位置和规模。他说：“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又说：“今真定府使廨，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府治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说：“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可见其园林自唐至宋，一直为驰名的形胜之地。

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对潭园极其喜爱，他在任河北路都转运使期间所作的几十首诗中，多次提到潭园。他在《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诗中写道：“北园数亩官墙下，嗟我官舍如传舍。”“隔墙时时闻好鸟，如得嘉客听清话。”“葡萄忆见初引藤，翠叶阴阴还满架。红榴最晚子已繁，犹有残花藏叶垆。”他在《后潭游船见岸上看者有感》一诗中写道：“喧喧谁暇听歌讴，浪绕春潭逐彩舟，争得心如汝无事，明年今日更来游。”他的《镇阳残杏》一诗也提到了潭园，“北潭跬步病不到，何暇骑马寻郊原”。欧阳修给离开真定的一位官员，写过一首《寄秦州田元均》，其中有几句，让他不要忘记潭园的美景，“莫忘镇阳（真定）遗爱在，北潭桃李正氤氲”。当时的潭园（也称为北园、北潭）就在真定府衙北面，与真定府使廨仅有一墙之隔，欧阳修经常在那里散步游赏。他在《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诗中写道：“北潭去城无百步，绿水冰销鱼泼刺。”他还专门写过《留题镇阳潭园》：“官虽镇阳居，身是镇阳客。北园潭上花，安问谁所植。春风无先后，烂漫争红白。一花聊一醉，尽醉犹须百。”“空余绿潭水，尚带余春色。”“寓兴诚可乐，留情岂非惑。至今清夜梦，犹绕北潭北。”

除了欧阳修，北宋名相韩琦也在真定驻留过，他的一首《许公亭席上别镇帅吕公孺谏议》中提到：“棠阴共识思贤地，柳色偏伤赠别家。御水少陪乘兴棹，潭园难趁及时花。”也是在怀念那时那地的情景。

据吕熙浩《燕魏杂志》记载，蔡京在真定任知府时，曾经改建过潭园，把潭园内唐代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的德政碑楼拆毁，“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楼，于园为广厦，今熙春阁是也。”可见潭园在历任执政者手中，一步步变得更加华美。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沈括还写道：“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余熙宁中奉使镇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这里的中山指的是定州，这段定州与正定攀比园林大小的趣事，也侧面写出了潭园之大、之美。

一代名园的陨落

潭园，作为真定城内的一处著名园林，始终与真定城的发展密切相关。

北宋末年，金朝逐渐兴起壮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金朝政治中心南移已是大势所趋。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金朝海陵王下迁都诏书，南迁燕京，没想到潭园就此被毁。

金初的统治中心远在北方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难以驾驭遥远的中原地区，《金文最》卷4《议迁都燕诏》中收录了海陵王的迁都诏书：“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惟“燕实为要会”，迁都可“保宗社万年，四海一家”。《金史·地理上》载，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三月，海陵帝命张浩大兴土木，增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户部尚书张浩曾于金太宗时奉命缮修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为缩短工时，张浩“取真定潭园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把真定潭园中具有几百年树龄的松柏古木砍伐殆尽，运往燕京，一代名园毁于一旦。

但是，女真贵族在破坏和侵占潭园园林的同时，却把潭园南侧的一处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不断增修，使之日益富丽。据元代真定学者王若虚所作的《恒山堂记》记载，到了元代，潭园之中只剩下一处建筑——恒山堂。他从真定故老那里访问得知，恒山堂大概是北宋时期行宫的门楼，也是朝中大员奉使河北西路的官衙。这座建筑之所以没有拆毁，是因为对于女真贵族大有用处。王若虚称：“其在金国，率王侯贵戚处之，例事豪奢，务加增饰，故益以完美。……堂广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郁郁，如煊斯飞，俯瞰北潭，备诸胜概。”

到了明清，潭园在史籍中已无记载，但是在清代《真定府城示意图》中，明确标注了潭园的位置，在城南的大片湖水之间，分布着寺庙、草场、书院和民居，可见这里已不是一座园林名胜。也许，此时的潭园只剩下大片湖水，而再无园林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