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宋 生活在石家庄

假如能穿越回北宋时期，生活在石家庄一带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让我们从史籍中找寻蛛丝马迹。

□记者 石雅彬

乡间风光

田野里，农民正在插秧种水稻。是的，你没看错，宋朝石家庄的一些地区，已经种上了水稻。《宋史·食货志上一》记载，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往河北，镇、赵州教民种水田，从此石家庄有了种植水稻的历史。《宋史·五行志三》还记载了景德年间，宁晋、获鹿、真定府出现“嘉禾合穗”的瑞征，也就是一根禾秆上长两个稻穗，在古代这是丰收的征兆，也侧面说明当时石家庄一带水稻种植技术较高。

宽阔的官道两旁，一片片果园，挂满了沉甸甸的梨、李、桃、石榴等各种水果。梨，很早就成为石家庄一带的著名特产。汉魏时就有“真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的说法，到了宋代梅尧臣的《宛陵集》中写道：“梨传真定间，其甘曰如蜜。”可见，今石家庄一带自古有良种梨树林。此外，河北中南部的李、桃，赵州和深州的石榴在北宋时期也很有名气，石家庄是当时北方著名的水果产区。

片片桑林从低缓的山坡一直延伸到村镇，农户中有织机在忙碌。据考古发现，滹沱河流域是中国蚕桑文化及丝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盛唐时期，恒赵地区桑麻繁盛，经济富庶，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纺织品产地。到了北宋时期，河北仍是“蚕丝、织纴之所出”的地区（出自《宋史·食货志上一》），有“衣被天下”之称。因出产丰富、品质优良，据《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文献记载，今石家庄市辖区所分属的真定府（治今正定县）、庆源府（治今赵县）、定州、深州、祁州等地的土贡为罗、绢、绵、绫、花絁等丝织品。《宋史·食货志上三》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朝廷在“西京、真定、青、益、梓州”设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等“纤丽之物”，也就是高级丝织品，专供皇室使用。

当时朝廷对于民间丝织品有规定：“公私织造布须幅宽二尺五分，民所输绢每匹重十二两”，而对河北的产品则提出了特殊要求——“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说明河北丝织品质量高，绢料薄。当时学者陶谷在《清异录》中列有天下“九福”，其中即有“燕赵衣服福”。

除了桑蚕，北宋真定一带的农家已经学会养殖柞蚕。《宋史·五行志五》中记载，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真定府、行唐、藁城等地野蚕成茧，深泽县“野蚕成茧，织纴万匹”。麻纺织业也很兴盛。曹勋《过真定》一诗中写道：“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河朔富桑麻”。

平缓的山野中，可见成群的骏马或低头吃草，或结伴奔驰。河北的畜牧业自古就比较发达，北宋承袭后周政策，继续扶持河北畜牧业，在地广人稀的冀中分置牧马场。光绪年间的《正定县志》记载了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月，“诏以太原马四万匹分置河北镇州诸州牧养”。当时河北中部为宋辽边界，镇、定、赵、雄诸州驻守宋军尤多。《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时全国共有厢军（地方军队）227627人，河北最多，其中的马监军是以牧养军马为主的一支军队。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河北、河南有12监，“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但依然远远满足不了河北驻军的需要，经常出现“河北马军阙马”的现象。《宋史》中就记载了为解决军马不足的问题，神宗在河北、河东、京东等5路推行“保马法”和“户马法”，让保甲和农户养马，待“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这种出钱从民间买军马的政策，称“括买”或“括马”。

市镇景象

北宋时期，石家庄地区有两座比较大的城，分别是真定府、庆源府的治所，位于今正定县和赵县。由于宋朝的商贸业逐渐兴起，在城之间，还分布着一些草市镇。草市镇里，人来车往，商铺林立，一派热闹景象。当时，这一带比较有名的草市镇有：属于真定府的获鹿县石邑镇、井陉县旧县镇、行唐县慈谷镇、真定县常山镇、唐河店、新城、平山；属于赵州府的宁晋县奉城镇等。由于商贸业发达，真定府每年仅商税一项额度就达到39万贯。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朝廷在真定建立“市易务”，用于管理市场，限制富商欺行霸市，也能起到经纪人的作用，有利于正常贸易发展。

中山自古多美酒。到了北宋时期，真定、赵州一带的酿酒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酒类不仅有黄酒，而且白酒蒸馏技术已经广泛普及。据朱弁《曲洧旧闻》中记载，宋代各地的名酒，河北有29种，包括真定府所产的银光、赵州所产的瑶波等。但是北宋与以前各代一样，也实行酒的禁榷专卖，称“榷酤”，即由国家控制酒的生产买卖过程。对私自酿造和销售者，官府则采取严厉制裁措施，所以市镇里的酒楼要想卖酒，需要办理特殊的执照。为有效地榷酤或征收酒税，宋代在州县设立专门的酿卖酒和征收酒课的机构，州府一级的称“都酒务”，县一级的称“酒务”，并设正式监官。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这一带酒务有：真定府的真定县、天威军、获鹿县、井陉县、栾城县、藁城县、行唐县、元氏县，定州的无极县、新乐县，深州的束鹿县，祁州的鼓城镇、深泽镇，赵州的平棘县、高邑县、赞皇镇等。

北宋是崇尚文化的王朝，市镇中自然少不了经营文房四宝的文具店，其中的墨有很多是产自本地。宋代真定制墨业兴盛，制墨名人辈出。《宋稗类钞》中提到“高平吕老，造墨常山”。宋人何薳所著《春渚纪闻》中有一卷《陈赡传异人胶法》，讲述了真定人陈赡遇异人相传，掌握了独特的“和胶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胶虽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湿润初不蒸，则此其妙处也”。陈赡所制之墨颇受欢迎，在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1年）每斤可值5万钱。成书于宋代的《铁围山丛谈》中提到另一位真定人张滋也擅长制墨，“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世人争相购买，连皇室也喜欢使用。据载北宋末期开封大观库中存有数万斤张滋墨。真定名墨，成为北宋文坛著名的文房四宝之一。

在市镇中，可见定窑、邢窑的瓷器，太原的铜器，并州的剪刀，山东的水果贩销而来；也可见定州、真定的丝缣、绫罗在此贸易，之后贩销外地，内外商贸极为繁荣。

宋代的煤炭业发展迅速，河北的产煤量仅次于山西，真定府地下富产煤炭资源。清代沈涛所著《常山贞石志》中记载，宋代在修建龙兴寺（即今正定隆兴寺）时，曾“掘地创基，至于黄泉，用一重礓砾，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于地平”，用煤来当地基，可见储量丰富。宋代还专设有“真定石炭务”对本地的煤炭业进行管理。

百姓生活

“春风北卷燕赵，无处不桑麻。”北宋初年，真定府赵州一带是重要的经济区，经济十分富庶。宋初政府先后颁布了减免赋税、奖励垦耕的诏令，极大刺激了镇、赵一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荒田得以逐渐开发。

为了有效发展农业，北宋政府在这一带积极兴修水利。《宋史·河渠志五》记载，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二月，“河北转运使耿望开镇州常山镇南河水入洨河，至赵州”，这条渠道北起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村东，向南沿今东明渠一线，进入栾城区，沿今“冶河故道”入赵县，经过赵县城内永安桥下南流，在安济桥附近注入洨河。既沟通了镇（今正定）、赵二州之间的漕运，又减少了水患，方便了沿岸农田的灌溉，朝廷“有诏褒之”。

由于此地靠近宋辽边界，北宋驻扎在石家庄一带的军队众多，官民、军民贸易兴盛，军队的柴薪、蔬果需要向民间采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有些经营柴薪的商人为了挣钱，居然“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就是破坏民间桑枣林，来烧炭售卖。宋代的和籴粮草也是官民间商业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籴也称和市、籴买、市籴、收籴或收市。宋元时代学者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记载：“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

但是由于河北地处宋辽边界，宋辽双方之间的战争，多是在河北地区进行的，给镇州、赵州等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直接祸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由于辽国侵扰，耕牛几乎死光，农具损坏殆尽。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朝廷“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还将南方踏犁引到河北。四五个人用踏犁耕地，相当于牛耕的一半功效，但比镐刨提高工效一倍。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约定双方以白沟（今拒马河、海河一线）为界，正式形成了双方和平相持的新局面。至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石家庄一带人民得到100多年的和平生活。这有利于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为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和平环境。

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河北推行，在真定一带收到实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使石家庄一带成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一直到金朝统治时期，河朔沿滹沱河一带仍是“禾麻菽麦郁郁弥望”（引自元好问《遗山文集》）。

石家庄一带靠近宋辽边界，民族贸易也有一定发展。《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太宗“始令镇、定、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即设立专门的榷场，由官方办理外贸交易，但不久因宋辽战争而中止。

茶叶是北宋的一种重要外贸商品，河北是与辽进行茶马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茶叶的价格和朝廷的茶商政策对河北各州影响很大。宋初茶叶专卖，官府收茶（称“入中”）后以进价数倍批发给茶商，由商人贸易于边境州郡。《文献通考》记载：“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西北……其利又特厚。”据《宋史·食货志下六》记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以后，朝廷对此做了一些调整，但到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收茶之价又大为降低，“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

农桑发展，贸易兴盛，是北宋和平年代石家庄人民的生活状态，然而，宋辽疆土之争，连年战乱，使这一带百姓始终无法安居乐业，一直到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石家庄一带陷入金朝统治。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石家庄通史》《石家庄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