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春天的盛会

《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

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1949年3月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平山西柏坡这个小山村胜利召开。这是一次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了充分的准备。

□梁少波 纪建敏

位于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收藏着一份《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该文件长30厘米、宽21厘米，纸张微微泛黄，包括封面在内共18页。封面中间位置竖向排列文件名称“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标题左下角标注时间“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印”。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积极准备。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这份通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正文仅用短短的7句话、200多字，就把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对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安排说得清清楚楚。

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3月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共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等共19人，列席人员有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等共11人。

全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上作了《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报告全文共8000余字，分为10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以及每种方式的优点和缺点；第二部分明确了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第三部分说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第四部分告诉广大同志城市斗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第五部分指出党在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工作任务；第六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成分和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第七部分说明如何消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控制权；第八部分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九部分进一步说明如何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第十部分要求全党同志继续保持优良作风。

在这个长篇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中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发出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号召逐步被提炼概括为“两个务必”，时刻警醒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指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12条经验，号召干部学习12本必读书籍。为了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腐蚀，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6条没有写进决议的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了充分的准备。

（本文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杨惠玲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