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育出丰饶地 万物勃勃焕生机——魏晋至隋唐时期石家庄一带经济发展情况

2022-09-21 09:57:35 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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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家庄一带,数历战火,纷争不断,然而,只要有短暂的和平,这片土地就能迅速恢复元气,发展生产,一直到大唐盛世,统一和和平使得石家庄一带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古书中,我们能读到战乱给石家庄带来的满目疮痍,但更多的是石家庄人令人骄傲的智慧与勤劳,使这片土地成为丰饶之地。

□本报记者 石雅彬

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魏都赋》中曾盛赞冀州诸名城重镇的物产和形胜,其中提到:“赵之鸣琴,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酹中山,流湎千日……”反映了西晋时期石家庄一带繁荣的经济和丰饶的物产。赵州产的鸣琴、真定产的梨、中山的美酒、房子的丝织品,以现在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当时的地方著名商标。

纺织发达

据《西晋文纪》载,西晋时“常山细缣”和“房子之绵”,都是十分有名的绫罗锦绣。

《北史·常山王遵传》曰:“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冀、定两州每年向朝廷进贡的绢多达30万匹。当时波斯从北魏购置的丝绸,大部分也产自河北。

《颜氏家训·治家篇》中,颜之推深有感触地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稽而食,桑麻以衣……河北妇人,织任组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当时的河北诸州郡普遍种植桑麻,为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无论官府还是民间,机杼之声不断。官府丝织业主要集中在邺、信都、中山,邺和信都主要是织染,中山制造绸绫。

甚至由于河北冀、定诸州盛产丝织品,因此政府推行货币十分不顺利,百姓多以绢帛之物为主要实物货币,以绢帛交易的现象十分普遍。《魏书·食货志》载:“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

唐代的河北道中部是当时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其技术和产量远远超过江南,是当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丝绸纺织品生产基地之一。《通典·赋税》记载,唐开元年间全国总贡赋丝织品3419匹,其中河北道贡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1.6%,其中定州丝织品产量居全国之首,贡赋达1575匹,占全国的46%。这足以说明河北道及其中部的定州、恒赵诸州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隋唐时期,石家庄一带主要属恒州、赵州、定州辖地,因此,在这一时期史书中所述“恒赵诸州”基本可代指今石家庄市地域。

据《新唐书·地理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记载:河北地区不仅丝纺织业产量居全国前列,且丝纺织品的技艺很高,用作国际交流和朝廷赏赐的特种丝织品,大都出自河北。河北道有5州12个特种丝织品,远胜于河南和江南道,居全国10道之首。书中还特意提到,定州(包括石家庄市的无极、晋州、深泽、新乐等地)产的罗、细绫、瑞绫、两窠绫、独巢绫、二包绫、熟线绫;恒州(治真定,今正定)产的孔雀罗、瓜子罗、春罗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特种高级丝织品。定州的特种丝织品两巢绫每年贡14匹。

《唐六典》把贡赋的丝织品“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恒、赵、定州的绢为4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开元时恒州贡罗、赋绵和绢,赵州贡丝、赋绵和绢。

由于纺织业极为发达,当时在石家庄一带已出现相当规模的纺织手工业作坊,据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定州人何名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五代时期,河北中部的恒赵、冀定诸州仍是北方重要的丝纺织业中心。时人盛赞“镇州(正定)锦帛如山,美女如云”,契丹侵占燕云十六州,经常南下河北中部,包括对河北中部金帛、丝织品的垂涎。他们不仅抢掠财物,还把河北许多纺织业工匠户劫掠到北国。《辽史·地理志》记载,“弘政县(今辽宁义县东北)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纴,多技巧。”

农业复苏

西晋末年的战乱破坏了北方在魏晋80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当时“丧乱弥甚,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的景象在《晋书》《魏书》中多有记载。

北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魏书·李先传》载,魏太祖曾问赵郡人李先中山一带的风土民情,李先回答:“臣少官长安,长事长子,后乃还乡,观望民士,实自殷广。”说明当时这一带经济已经有所恢复。

唐代平定河北后,推进均田制,促进农业发展。《贞观纪要》记载,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这里已经“牛马遍野,外户不闭”。定州鼓城县(今晋州市)一带,甚至已经出现能制作曲辕犁的能工巧匠。

隋唐时期,恒赵诸州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改善农田灌溉、漕运、防洪排涝,促进农桑,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恒州开凿礼教渠,“自石邑县(今桥西区振头村一带)西,北引太白渠(今石津渠一线),东流入真定界,以溉田”。还在今鹿泉区境内开凿了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溉田”。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平棘县(今赵县)令弓志元在县城东二里筑广润陂,经栾城和赵县北部,“引太白渠以注之”,与“县城东南二十里的毕泓陂”相连,使得赵州城附近成为水泽相映的鱼米之乡。到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当时的政府“又自石邑县引大唐渠东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沟通了大唐渠与太白渠下游之间的水网。

隋唐时期,是中国酒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蒸馏酒技术发明与推广的关键时期。地处河北中部的恒赵诸州,由于农耕业的发达和粮食产量较高,再加上战国时期就存在的酿酒工艺和习俗,使得此地的酿酒技术得到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石家庄一代的酒器制作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的恒赵及其周边地区,已形成了内丘邢窑、曲阳定窑和井陉窑等陶瓷生产基地。

畜牧兴旺

春秋战国时期,石家庄一带就是重要的畜牧产区。北魏统一北方后,对畜牧业十分重视,多次颁发有关诏书保护牛马。《魏书·高祖纪》载,魏孝文帝延兴五年(公元475年),颁布法令:“六月庚午,禁杀牛马。”到其子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进一步将这一禁令制度化,《魏书·世宗纪》载:“十有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到魏孝明帝时,因为世事太平,杀牛食用者颇多,《魏书·肃宗纪》载,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之禁。”

北魏政府除了禁杀牲畜外,还积极鼓励养殖牲畜。《魏书·食货志》载,魏太宗时,曾下敕:“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缞”,号召“教行薮牧,养蕃鸟兽”,以达到“畜牧滋息”的目的。《魏书·太宗纪》还记载,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可见当时对牲畜需求之大,以及河北一带当时畜牧业之发达。《魏书·食货志》还详细记述了魏孝文帝推行按牲畜分田地的政策:“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对所分耕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也就是说牛的数量一旦减少,政府就会收回相应的田亩。这一规定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养牛的积极性。

在中国历史上,太行山两麓长期作为军马的主要牧场。魏孝文帝时,遇战争,常征调河北军马。《魏书·世宗纪》载,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六月,北魏与南朝萧梁交战,“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隋书·食货志》载,北齐初年,因“北兴长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战”,征战频繁,徭役繁重,“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户口租调,十亡六七”。以至于到了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齐武成帝推行均田制,因人畜数量急剧下降,为鼓励人们养牛,颁布法令“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养一头牛可分得的田亩数比北魏时期翻了一番。

唐代,恒赵诸州家畜饲养得到很大发展。当时的获鹿县羊角庄(今石家庄市振头四街),是唐代放牧主段尚志创建。据传他饲养的羊很多,每天宰羊饮酒,羊角挂满屋檐下,成为一种景观,故名羊角庄。

四方通衢

东魏、北齐时,常山郡真定一带,是交通要道,由邺都北上,经真定入井陉道,通往晋阳。从邺都向北,经过邯郸、襄国,北至房子(今高邑县西),又北上元氏(今元氏县故城),通往常山郡,北至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北达中山(今定州市),直至幽州。

恒赵地区是历代南北东西陆路交通的要道,素有“燕晋咽喉”之称。太行山东麓的南北交通要道南达东京洛阳,北达幽州。对于这条著名的古驿道,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中写道:“太行以东之南北主要交通,惟赖靠近太行山脉东麓之一线。此为自远古以来之形势,故唐道如此,唐以前亦如故,可称为太行山之南北走廊,古代立国建都亦往往在此走廊上。”

唐前期,恒赵冀定诸州交通便捷促进了商贸流通的发展。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食货七》载,真定到太原、范阳(今北京)的驿道沿途,“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说明这一带不仅交通便利,而且治安良好。

另外,在赵州、镇州与五台山之间,还有一条被严耕望先生称为“五台山进香道”的道路,即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所说的“(镇州)西北取五台山路至代州五百三十里”的道路。这条道路历史意义十分重要。  

唐文宗开成年间,日本高僧圆仁曾前往五台山巡礼,对于他此行的路线,他在旅行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有详细记载:“赵州开元寺——西北40里栾城县——30里至镇州——20里到使庄(今正定县木庄村)——20里至南接村(灵寿县境内)——25里至行唐县——25里至黄山八会寺上房普通院(今曲阳县黄山)——20里到刘使普通院(今阜平县境内)——25里至两岭普通院——30里至果箢普通院——30里至解普通院——20里至净水普通院——30里塘城普通院——15里龙泉普通院(今阜平县龙泉关)——20里至张花普通院——10里至茶铺普通院——10里逾大复岭——20里至角诗普通院——30里停点普通院——西北至五台山。”这一路途经石家庄的赵县、栾城区、正定县、灵寿县、行唐县等地。  

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公元950年前后建成)绘有总面积40多平方米的《五台山图》,详细描绘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盛景,展现了唐代五台山、镇州、太原之间的山河地形、道路交通、关隘城镇、驿站客栈以及天南海北各国、各地的旅行者和朝拜使团的形象。在该图下部以五台山为中心,描绘了从镇州出发向西北到五台山的进香道;“镇州——新荣之店——灵口之店——柳泉之店——龙泉之店——永昌之店——石觜之店——青杨之店——河北道山门——五台山。”也就是从镇州城(今正定县),经过行唐县、曲阳县、龙泉关、石觜关镇等城镇、村落,翻越太行山大复岭至五台山的道路,与日本僧人圆仁记载的道路基本一致。

在《五台山图》中还描绘了一系列旅行者的形象和朝拜团队,图中有“湖南送供使”“新罗送供使”等字样,新罗,史称高丽,即今朝鲜。可见,五台山进香道,不仅在古代作为交通要道,还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魏书》《晋书》《北史》《辽史》《元和郡县图志》《隋书》《新唐书》《石家庄通史》《石家庄文化通史》) 


编辑:张小波
责任编辑:尚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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