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震太行——1928年春井陉矿区工农革命斗争纪事

2022-08-10 09:53:49 来源:石家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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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祥(1902—1956),1925年入党,中共井陉矿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他最早在矿区介绍工人入党,最早在矿区创建党的基层组织——中共井陉矿支部委员会。

1927年9月,矿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井陉矿支部委员会在岗头村正式建立。李玉、耿仲德为主要负责人。从此,矿区的革命斗争,尤其是矿工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更高的阶段。图为东岗头村一角。

1928年1月,井陉矿工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索资斗争,曾三天三夜包围井陉矿西大楼。图为井陉矿西大楼。

1928年春,矿区工农联合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斗争贪污、榨取民财的横涧警察分局局长霍纯喜,并迫使当局将其逐出河北。图为横涧村旧址一角。

□田 辉/文

本报记者 董子凝/整理

1928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阵阵春风给井陉矿区(以下简称矿区)工农带来了希望,滚滚春雷震撼着太行。

矿工的罢工斗争

1927年12月,中共顺直(北京旧称顺天府,河北旧称直隶)省委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批判了当时那种高唱暴动而忽视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倾向,要求“迅速地普遍地发展部分的日常的经济斗争,借着这些斗争,把全直隶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

1928年初,中共井陉县委和矿区的党组织按照省委《决议案》的指示精神,结合矿区的具体实际,决定先领导井陉矿工人进行一场索回欠薪的斗争。凭借着这场斗争和斗争的胜利,把全矿区的工农劳苦大众都组织起来。

当时地处晋冀交通要冲之地的井陉矿区,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军阀混战,矿区各阶层民众饱受兵荒马乱的痛苦。矿区煤矿,尤其是井陉矿在矿工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资本家竟以“交通断绝、煤无销路”为借口,大量裁减工人,扣发工资。到1927年底,工人由原来的4000多人被裁减到不足1000人,并且拖欠工人工资达6个月之久,工人生活无法维持。本指望到年底能够发还欠薪,可是,井陉矿的资本家不但不发还欠薪,还变本加厉地裁员,更进一步激起了矿工们的普遍愤怒。

1928年1月的一天夜晚,在矿区岗头村的一个土窑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井陉矿支部委员会召开了有工会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杨继雄首先代表县委分析了矿区的形势,提出了斗争任务。接着,大家一起研究了向资本家开展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决定这场斗争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向资本家提出改善生活的几项条件;如果他们不答应,再进行第二步,全矿举行大罢工。会议根据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关于“小斗争的口号不要提得过高,高一点的口号吸引不起群众的时候,便应换低一点的”的精神,拟定了以“改善矿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九项条件,并决定由工会会长黄义仁等四位矿工为代表,先找德国矿师和资本家的代理人进行交涉。最后,中共井陉县委书记赵玉祥强调指出: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在井陉矿区这是第一次,如果事态发展,需要罢工。罢工的第一炮必须打响,这样才能打击资本家的反动气焰,教育广大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壮大自己的力量。

当时,井陉矿务局局长王镶在天津,日常矿务由矿长容敬源和德国人克里玛主持代理。秘密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黄义仁等四位工人代表就在矿上找到了容敬源、克里玛,说:“矿上几个月不给工友们发工钱,我们无法生活,大家商量了几项条件,要求矿上立即答复解决。”接着,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改善矿工生活的九项条件:“(一)发给欠薪,增加工资;(二)每月发给工人一千斤煤;(三)住工房不出房租;(四)歇星期天;(五)因公负伤,看病不收费,并且照发工资;(六)每年给常住工房,下班不能回家的矿工放探亲假,路远的歇两星期,路近的歇一星期,探亲期间,工资照发;(七)养老金按工资百分之五十发给;(八)婚丧大事,外地人歇假两星期,本地人歇假一星期;(九)给工房安装电灯和自来水。”听了“宣读的九项条件”以后,容敬源、克里玛以“局长不在,我们管不了”为由,拒绝答复。后来,在工人代表严正要求之下,他们才给天津的王镶发了电报。

王镶接到电报以后,立即派自己的亲信刘炳照来矿区,企图压服工人。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有的工人要求立即举行罢工。党支部和工会干部一起研究,并报请县委,最后决定:要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先分头到机器房、电灯房、锅炉房和井下,通知工友,布置具体的行动计划。

过了两天,刘炳照来到矿区,他一到矿上,就被工人们包围了,工人们纷纷质问刘炳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你们答复还是不答复?”刘炳照拿腔捏调地说:“这要回去商量商量再说。”工人们知道这是在拖延时间,于是由工会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之内答复九项条件,否则,就将举行罢工。”

24小时过去了,煤矿当局没有任何动静。工会就按照原来制定的计划在岗头村佛爷庙,召开了矿工群众大会。

会上,黄义仁作了罢工前的动员讲话。他高声问道:“工友们,咱们的条件,资本家不答复,大伙说该怎么办?”

“不答复,就罢工!”

“对,罢工!”

“坚决罢工!”工人们七嘴八舌,愤怒地回答。

“对,大家说得对,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罢工。”杨继雄出现在工人们面前,他环视着愤怒的人们,“可是工友们,我们应该怎样罢工呢?一个个坐在家里罢工吗?”他的话紧紧抓住了大家的心。会场上,几千双眼睛一齐注视着他,他有力地说:“要罢工就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齐心合力,向资本家展开斗争!”会上,工会宣布了罢工纪律: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经允许,不准复工。

会后,经党支部同意,工会又扩大了工人纠察队组织,印刷了宣传品。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凌晨,井陉矿区的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开始了。矿市镇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罢工的九项条件和宣传口号,有“答复九项条件”“不答应九项条件,决不复工”“补发欠资,增加工资”“改善矿工生活”“劳工万岁”等。工人纠察队戴着袖章,巡逻在街头巷尾。

“笛——笛——”煤矿的汽笛声响起,工人们自觉地关闭了电闸,卡住了水门。机器停转了,电灯熄灭了,运煤的小火车停驶了,全矿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矿工们激愤异常,团结一致,按照事前的安排,随着汽笛的长鸣,两千多名矿工(其中包括被裁减但仍旧欠着薪,滞留在矿区的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属)拿着工具,高喊着:“我们要生存!”从四面八方向煤矿当局的所在地西大楼而去。

人到齐后,黄义仁站在台阶上冲着大楼里高喊:“刘炳照,你们听着,我们规定的时间已过,你们迟迟不答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罢工了。”刘炳照等人龟缩在大楼里不敢露面。

工人们的壮举,给刘炳照等人当头一棒,让他们看到了工人们的厉害。刘炳照心里十分不安,但是,他还是假装镇定地对矿工们说:“现在矿上没钱,已经贷款去了,你们先上工吧!”想动摇矿工们的意志。然而,工人们早已识破了他的欺骗阴谋:“光说贷款有什么用?我们要你们答复的是九项条件。”接着,工会派出工人代表找资本家进行谈判,但毫无结果。在此期间,资本家调来矿警持枪威逼工人复工。

共产党员李玉首先站了出来,和矿警们进行说理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没有被武力吓倒。资本家恼羞成怒,就与驻扎在矿区附近的国民第三军联系,企图调军队来武装镇压工人。该军中有共产党组织,经过他们的积极斡旋,刘炳照他们的阴谋又一次未能得逞。

罢工已经两天,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纠察队员们除了把守要害重地,维护秩序以外,还主动为生活在矿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家属们担水,解决他们因矿上停水给生活造成的不便,赢得了这部分人对罢工斗争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赢得了矿区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同情和称赞,与此同时,刘炳照一伙更加孤立了。

由于矿上停产,矿方损失越来越大,便请求驻扎在矿区附近的国民第三军派人,与井陉、获鹿(今鹿泉区)两县县长一起出面调停。在国民第三军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的积极争取之下,该军派来的调停代表就是我地下党员杨继雄。他一到矿区,就私下告诉工会代表:九项条件必须答复,否则坚持罢工,不能动摇。

谈判开始,工会会长黄义仁斩钉截铁地坚决提出:“只有答应提出的条件,工人才能复工,工人才会复工!”这时,杨继雄以“调停人”的身份,建议煤矿当局一定要答应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井陉、获鹿两县的县长是因情面难却而来的,所以抱着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态度,一见杨继雄发表了意见,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了赞同。

最后无计可施的煤矿当局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不在西大楼前召开工人大会,宣布九项条件全部答应,并贴出了写有“增加工资(月资)两元一角;两周休息一天;欠资照发;年终分红;保障工人权利”等内容的布告。至此,坚持了三天三夜的井陉矿工的第一次大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工农清算贪官霍纯喜

1927年,矿区一带再度被晋军管辖。阎锡山再度委派自己的亲信充任井陉县县长。这位新任的县长潘祥和,也和前几任一样,“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上任时,就带来一大帮“皇亲国戚”,其中之一便是他的表弟晋军兵痞霍纯喜(曾在阎锡山手下任过连长)。潘祥和把霍纯喜派到横涧警察分局当上了局长。

横涧是井陉矿的所在地。横涧一带地势平缓,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位列古老井陉的三大平川之首,又与位于凤山的正丰矿毗邻。横涧是个大村,设有集市,并分南北两街,南街叫横南,北街叫横北。当年,井陉当局一直在横北设有警察分局。霍纯喜上任以后,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变着法儿地勒索钱财,派粮、派款、征税、征夫。他还私定所谓“违警法”,不管原告、被告谁是谁非,一律先罚大洋拾元,即使两口子吵架也不能例外,所以,众人称他“刮地皮”。霍纯喜上任不到八九个月,就与劣绅阎鸿儒等人一起贪污“骡夫差”款2000多块现大洋,百姓们怨声载道。

所谓“骡夫差”,即是大量征用民工和牲口为军阀打仗服务。出人出骡马的户每到年底能得到一些钱,称“骡夫差”款。1927年底,眼看年关将至,连个发钱的信儿也没有。其实这笔钱的绝大部分早让霍纯喜一伙儿私吞了,他们暗地里将绝大多数款项记在横涧北街的账上,致使横涧南街出的夫差多,分得钱少,加重了南街的负担;北街出的夫差少,反而分的钱多。

南街的人们得到信儿以后,非常气愤,派人去说理,霍纯喜不但不讲理,还将派去的人扣押起来,害得南街的人们不得不凑钱把被押的人保出来。这一情况,被村里的党员反映到中共井陉县委。赵玉祥听到情况汇报以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顺应群众要求,清算贪官霍纯喜,扩大党在矿区一带的影响。

会上做了具体分工:董希儒、孙雨培找霍纯喜谈判交涉,让他退出赃款;杨继雄发动农村群众,搜集霍纯喜的罪证并写出状子,组织队伍(其中包括井陉、正丰两矿的工人),到横涧警察分局参加斗争;赵玉祥在上层活动,观察县当局动向,在群众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面收场。

年关将近,杨继雄在矿区横南村召开了有附近各村党员和农会负责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传达了县委关于“发动群众、斗争霍纯喜”的决定。经过大家认真研究,共同出主意,确定:一是挑选数名有群众斗争经验并会武术的人,在前面领头,后边每10人编为一组,以吹口哨为号,包围横涧警察分局;二是整理好夫差账目,收集好霍纯喜横行乡里的罪行,写成状纸,准备进行说理斗争;三是联合井陉、正丰两矿工人,参加清算贪官霍纯喜的斗争。

1928年农历正月初二(1月24日)的晚上,董希儒和孙雨培来到矿区横涧村,在警察分局附近的杨来杂货店里住了下来。此时,领导矿区工农运动的杨继雄正在附近各村串联,发动工农群众按照约定的时间到横涧集合。若是交涉不成,就以擂鼓、吹哨为信号,一齐拥进警察分局,让贪官看看群众的厉害。斗争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25日,董希儒和孙雨培到分局与霍纯喜进行交涉。霍纯喜不但不答应退还赃款,反而借口农民协会是非法组织打算扣押董、孙二人。

26日天刚亮,董希儒想到南街找杨继雄接头,告诉他交涉解决无望,要他准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结果刚出店门,就遇上两个警察,企图扣押他们。董希儒觉得气氛紧张,想设法逃出虎口,恰好党组织派南街的两位同志来探听消息,董希儒认出其中有位叫杨青的同志,便让他马上回去告诉杨继雄,立即组织群众,开始行动。

其实,当天早饭后,横涧附近的张家井、南正、北正等村群众数百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来到横涧村头,其他各村群众有的正在赶来的路上,有的在家整装待发。

杨继雄得知消息后,立即在村西老君庙外擂响大鼓,鼓声传至三乡四邻,矿区工农从四面八方拥到横涧,一下子汇集了四五千人,三里长的大街,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横涧警察分局则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在这紧要关头,杨继雄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斗争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便以“两国交兵、不扣来使”为由,带领群众边呼口号,边游行。共产党员曾怀德等人走在最前头,人们拥进分局院内,冲散了警察。董希儒正要组织群众与敌人展开说理斗争,霍纯喜从西房出来,凶神恶煞地向群众鸣了一枪,巡长急忙上前拦道:“局长息怒,民众甚多,别把事情闹大了!”董希儒跳入人群,吹了几声哨,把大家带出院子,借机董希儒、孙雨培出了警察分局,来到街上,董希儒告诉大家:“没有命令,先别动手。”随后,董希儒就去跟杨继雄商量对策,以做好两手准备。

回来后,董希儒动员大家质问霍纯喜:“南北两街夫差账款如何结算?”要求他当面答复。此时,一向耀武扬威的霍纯喜站在台阶上,面对怒不可遏的人群,还假装镇定地连着向空中鸣了两枪,妄图驱散群众。不料,这一举动反而激起民愤,人群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拥而上,首先夺了门岗两个警察的大枪,还狠狠地打了他们两个耳光。霍纯喜见形势不妙,撒脚蹿进后院一个厕所里,越墙而逃。群众对这个坏家伙早已恨透,抓不到他,怎肯罢休。大家喊声震天,沿街一直向北追去,霍纯喜变成了过街老鼠,最终被蜂拥而至的百姓按倒在地。曾怀德扯住他的一条腿,将其扯到街上。愤怒的群众围住霍纯喜,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他鼻青脸肿。

为使这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以便更好地进一步发动群众。董希儒与杨继雄等人决定把霍纯喜揪到老君庙,绑在明柱上进行公审。董希儒登台讲话,号召大家有苦的诉苦,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群众高呼:“反对剥削压迫!”“打倒贪官污吏!”“打倒霍纯喜!”孙雨培也讲了话,肯定了群众的正义行动,号召大家立即写状子,送交井陉县当局告状。

公审会还没有结束,国民三军的一个法官接到霍纯喜的亲信报信,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前来解围。法官见到董希儒就问:“你们打死人了?”“没有。”法官又说:“为了避免打死人,请将霍纯喜交给我们处理。”董希儒心想:法官是霍纯喜的保护伞,把人交给他们,斗争就很可能失败。董希儒忙说:“他是地方官,应该交送县政府处理,长官处理恐怕不太合适吧!”法官见董希儒等人不愿把人交出来,便马上改口道:“把他送到县政府处理也好,我们怕中途出差错,特来帮助护送。”说罢,法官写了一封信,准备让卫兵和董希儒他们一块将霍纯喜押回县城。

双方正僵持不下之时,赵玉祥和当局派的高巡长来了。赵玉祥站在大石头上高声说:“各位父老,各位乡亲,霍纯喜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祸国殃民,应该严惩!但国有国法,警有警规,应该把他交给县政府重新发落,大家尽可以到县政府控告。”高巡长自知众怒难犯,当场宣布将霍纯喜押回县城处理,请大家派代表到县城告状。

斗争霍纯喜的第二天,各村、各矿的代表带去了上百份状子,要求县长潘祥和答应三条:一、追回赃款;二、撤职查办;三、驱逐出县境。潘祥和看状子如此之多,而且证据确凿,铁案如山,且背后有人出面支持,只得派县警察局长出面调停。答应了二条:即撤职,逐出境,三日内实现。赃款早已花掉,无法追回。

至此,清算贪官霍纯喜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推动了矿区全境,乃至周边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

1928年1月,井陉矿工人的索资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们的团结取得了胜利。同月,矿区工农清算贪官霍纯喜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农劳苦大众的大团结也取得了胜利。矿区民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此后,正丰矿的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

紧密相连的斗争像爆发的滚滚春雷震撼着井陉煤田,震撼着太行山川,促进矿区劳苦大众,特别是煤矿工人和贫苦农民进一步的觉醒。正如当时驻顺直省委的中共中央代表陈潭秋评价的那样:“井陉党组织的状况很好,他们在南(指正丰矿)北(指井陉矿)两矿建起了支部,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且带动当地农村支部也相当活跃。” 

编辑:张小波
责任编辑:尚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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