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建奇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党的地下斗争

1944年春，太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图为入城前部分干部在元氏县苏家村合影。

石门集中营里被抓捕的抗日军民。

位于石家庄市平安公园的“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从沦陷到解放的十年间，我党十分重视对石家庄及其周围各县建立的党组织和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当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所领导的环绕石家庄周围的冀晋、冀中、冀南、太行四个区的党政军机关，先后都成立了面对石家庄的工作机构，并派遣地下党员和工作者进市，发展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以达到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里应外合，最终夺取城市之目的。

□李霞 郭毅/文

本报记者 董子凝/整理

1941年，敌后抗日面临严重困难局面。石家庄现辖区内位于晋察冀边区的中共北岳区第四地委和中共冀中区第六、第七地委，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共晋冀豫区第一地委——中共太行区第一地委，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带领广大抗日军民开展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其中就包括与公开斗争紧密配合的不易被人发现的一条特殊战线，即党的地下隐蔽斗争。

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

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此后，各地委、军分区把敌伪军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41年11月，中共北岳第四地委建立了敌工部，由李谨亭任部长。1942年3月，中共冀中第六地委建立了敌工部，由地委书记张逢时兼任部长；5月，中共冀中第七地委建立敌工部，由崔希哲任部长。同时，各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并入地委敌工部。之后，各县委先后成立敌工部，各区委设立敌工委员，加强了对敌工工作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敌伪军工作：一是经常性地对日军、伪军、伪组织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罪行；二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共、殖民奴化宣传，予以反击和揭穿，从政治、思想、精神上瓦解和战胜敌人，以配合我抗日武装斗争。

大量向伪军、伪组织和日本特务机关派遣政治坚定可靠、有社会关系掩护的敌工人员，开展争取瓦解工作，是敌伪军工作的重要内容。按照统一分工，地委敌工部主要负责对大中城市的派遣，县委敌工部主要向县镇派遣，一般人员派遣由区委批准。当时，石门市是日军盘踞的主要城市，中共北岳第四地委、太行第一地委和冀中第六、第七地委都派遣了大批敌工人员进市开展工作。1942年2月和5月，冀中第六、第七地委在石门设立了敌工站，第七地委敌工部还在市内建立了3个党支部。同时，各军分区也在石门及其周围各县建立了情报网络。1944年4月，仅冀中第七军分区就建立了1个总站和3个中心站、15个分站，形成了拥有207人的情报网。各地委敌工部领导的地下工作者经常出没于石门市内外，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社情等情报；在市内采购根据地奇缺的纸张、油墨、药品、弹药、食盐、医疗器械、电讯器件等，秘密送往根据地。1941年12月26日，无极东池阳情报组获悉驻无极日伪军集结200余人、大车百余辆前往正定运煤、食盐等物资。该情报逐级上报后，冀中第七军分区立即调第二十二团一个营在敌必经之路藁城凝仁村一带设伏，于30日伏击了敌运输队，歼敌百余人，缴获满载煤、盐等物资的大车60余辆。

派往各县镇和大据点的人员以货栈、商店、作小生意为掩护，设立了许多联络点，以沟通内外关系，他们除有目的地争取伪军头目和发展我方关系外，还及时提供军事情报，铲除潜伏敌特，惩处特务叛徒。束晋县小冯据点伪警备队第二中队小队长薛济生有爱国思想，束晋县委派敌工干事张辛酉深入据点做工作。张在据点内发展4名伪军组成敌工小组，经一年的细致教育，使薛及其他伪军大部提高了抗日觉悟。1943年8月下旬，薛济生率小队30余人起义。在他的影响下，先后有温家庄、南白滩、旧城、泊庄、新垒头、南智邱等地伪军成班成队弃暗投明。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两三年中，束晋、深束、束冀三县先后共派进敌工人员280人，在敌据点内发展敌工人员200多人，组成了庞大的敌工网，遍及敌人军政各个组织。1943年，正获特区敌工人员通过伪警备队地下关系，县大队一枪未发便俘虏了栾城方村据点伪军80多人，缴获枪支80多支。

中共石门秘密组织的建立和城市工作的开展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之后，晋察冀边区北岳第四地委，冀中第六、第七地委，晋冀鲁豫边区太行第一地委及各军分区，加强了对石门及各县城镇城市工作的领导，建立工作机构，派遣精干力量进入石门及各县镇，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搜集情报、采购物资、里应外合打击敌人的活动，为各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1939年期间，晋冀豫区党委和冀西地委就曾派个别党员干部打入石门，开展隐蔽工作。1943年底，太行第一地委武工队在元获县金良川建立指挥部，逐渐向石门渗透。1941年初，中共北岳第四地委成立城工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王昭任组长，魏士珍任专职副组长，具体领导地委对石门的地下工作。1943年5月18日，中共北岳区党委作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县重视城市工作，并建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区党委指示由北岳第四地委组织部部长杨春茂兼任城工委书记。1943年，中共冀中第七地委藁无县委成立石正工作委员会，针对石门、正定开展工作。1944年5月，第七地委成立城市工作部，在原石正工作委员会基础上组建了石门工作委员会。1944年3月，中共冀中六地委成立城工部，朱康任部长，约八、九月间在石门开展工作。1944年春，太行区党委成立太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采取以近郊农村为基地和跳板，发展家住农村和与农村有亲朋关系的产业工人入党，利用其合法身份，在市内开展工作。各地委在石门的地下工作方针是：“在精干隐蔽、长期埋伏政策下，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力量。”具体工作任务是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争取上层分子，在城市内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力量。

开展城市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秘密党组织。各地城工委成立后，首先派遣精干的党员干部进入石门工业、交通、市政、学校等部门，一方面与隐蔽党员取得联系，健全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一方面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截至抗战胜利，北岳(冀晋)第四地委和冀中第七地委，先后在市内建立了30个支部，10多个小组，还有一些单线领导的共产党员，发展党员220多名。1944年7月，太行区石门城委会的工作已伸入到石门西郊，建立跳板区、堡垒户，先后发展党员36名。这些党员分布在市内铁路系统的机务段、电务段、铁路大厂、学校等社会的各个阶层，以郊区农村建立跳板区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另外，在党员周围还发展了大批拥护共产党、积极做抗日工作的地下关系。

石门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共产党在石门及周围城镇开展工作创造了先决条件。1941年冬，受冀中军区党组织派遣打入驻石门日军三九○六部队的王革非，利用在敌人内部工作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成员，搜集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如1942年秋冬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的情报，日军图谋捕捉在晋深极县养病的冀中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尹诗炎的情报，由于送出及时避免了重大损失。

北岳第四军分区司令部领导的石门中心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日伪公署传达室工作，专门搜集日伪地方机关、8个警察所、日本宪兵队的情报；有的在西兵营、飞机场负责侦察敌飞机场的军事情报；有的在市内以做小买卖为掩护搜集日军感化队、喇咕队、日伪修械所、警察署的活动情报；有的在石门日本建设总署做晒图工作，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出“飞机场”“石津运河”、3个兵营等设计规划图纸资料；有的甚至打入日伪特务系统，在日本特务机关窃取了1939年蒋介石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绝密文件。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枪炮子弹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石门集中营里的“六月特支”

石门集中营（位于今石家庄市平安公园一带）是日军在华北设立的关押、训练战俘并向东北、日本输送劳工的机构。繁重的劳动、严酷的管理加上极高的死亡率，使得石门集中营被称为“人进鬼出的阎王殿”。集中营关押的多是在冀中、冀南、冀晋、太行各地被俘的八路军战士，洛阳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以及为输送劳工抓的普通群众。从1939年到1945年，这里先后关押战俘劳工约5万人，约2万人死在集中营，约3万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

在战俘、劳工里，有一部分是中共党员。他们在集中营里形成了两支共产党的力量，一支是以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党员干部，另一支是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其中有一些老红军，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斗争经验丰富。他们一进集中营，就积极了解情况，筹备成立党的组织。原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被捕入营后，联系了10余名抗三团的党员，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因成立是在6月1日，遂定名为“六一特支”，谷自珍任书记。支部成立后很快将几十名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团结在了自己周围。原冀南第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在1942年反“扫荡”时被捕，他联系几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后在“同情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六一八支部”。在开展活动中，王泊生和谷自珍取得了联系，经协商决定，两个支部合并，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有党员20多名。

这是一个特殊的党组织，组织与党员之间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后来随着人员流动，一些新入营的党员干部被吸收进来，最多时该支部党员百余人。“六月特支”斗争的总方针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基本任务是对党员(尚有部分党员未进入支部)群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坚定革命立场，树立抗日必胜信心；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政策，揭露日军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行为；在可能条件下，开展对敌破坏活动；寻机与营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管教人员中开展工作，利用日军向外输送劳工的机会，向外输送党员、干部的力量；慎重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在“六月特支”的活动下，集中营里的政治气氛开始发生变化：集中营的墙头上、厕所里不时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等标语；每天点名抵制喊反动口号，只张嘴不发音，或把“消灭共产党”变成“拥护共产党”，“打倒八路军”变成“壮大八路军”等。每晚收工回来，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讲“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平倭寇”等故事或交流运用策略整治敌人的经验。“六月特支”还通过争取过来的伪军战俘管理人员、同情劳工的朝鲜翻译，保护我方未暴露身份的军、地领导干部，通过改口供、编造假身份、假病历等方式将他们送出集中营。1942年6月到1943年，是集中营里党的工作最活跃的时期。除集中营的教育科外，党的工作和影响已经深入到其他所有科室，有的科甚至完全为我所控制。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一些新入营的战俘党员很快与“特支”接上了关系，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受共产党员的影响，表示将来要到根据地去。

“六月特支”之所以能牢牢地掌握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是与管理科室内隐蔽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他们借机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安插到石门集中营，同时解除了一些可靠干部的战俘身份，让他们在集中营担任教官、助教、职员，组成了一个潜伏在战俘集中营里，受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冀中第六军分区和冀中公安局多头领导的党的地下工作小组。在集中营经常有成批的人被送往外地当劳工，“特支”领导成员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自谷自珍、王泊生之后，赵秉钧、李振军、朱韬、石岩等先后担任特支书记。从石门送往各地的战俘劳工在当地先后建起了党的秘密组织，如本溪茨沟支部、阜新新邱特支、日本北海道党小组等。“六月特支”像一架播种机，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了华北、东北乃至日本。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城工部在敌占城市的斗争

1945年9月2日，日军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同全国各解放区一样，石家庄市现辖区所在的各解放区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迫奋起自卫，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石门市及敌占城镇的对敌隐蔽斗争也更加活跃起来。

1946年5月，冀中六、七地委城工部合并，成立了冀中石门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西部工作团。石委会书记先后由朱康、张曙光、朱泽民、林润田等担任。曾在石门市内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0个，发展党员100多人。到1947年石门解放前夕，冀中十一地委(由六地委改)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先后在市内建立了近20个共产党秘密支部和一些单独活动的党小组，发展共产党员120多名，并领导着一大批地下工作者。他们利用各种职业为掩护，同敌人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李智地下党支部的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隐蔽在特务组织中，为破获任福禄特务案，为抗击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作出了突出贡献。

冀中六地委成立了石门前方联络处，由敌工部长王雅波、林润田，副部长马捷负责。在市区派遣了一批情侦人员，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情、搜集情报、瓦解敌军，做出了突出成绩。郝振德从市内送出了敌特到解放区进行暗杀、抢劫的计划，保护了解放区军民。打入国民党先遣军的刘书印、朱庆堂分别策反了一个营长在战场上率部起义。刘悦礼还担任了国民党军的副营长，使一个营300多人策反逃跑。

冀中公安系统在石门也有大量派遣人员。1946年初，十一专署公安处还在藁城成立了石东办事处，张耀、崔志先后担任主任。在市内发展和建立了3个情侦小组，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中打入一部分情侦人员。冀中六、七分区在石门设立的情报站，于1946年5月统归冀中十一分区情报总站领导。总站长梁春光分别领导南、北两个情报站，南站站长李衡，北站站长李春芳。情报员耿占斌打入敌军内部，在新乐策反一个排起义，并成立了石东爱国支队。情报员底玉卿、杨亚利夫妇，在国民党军偷袭正定和罗历戎率第三军北上时，及时送出情报。

太行区于1945年上半年成立了石门市民主政府办事处，先后由王鸿基、张海城担任主任，宋兆样任副主任。直属一个解放大队，由冯波任大队长，王建珍任政治委员，李益清副队长兼任支部书记。太行石门城委会活动区域主要在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的三角地带，包括获鹿县和石门郊区42个村庄。城委会机关驻地在获鹿县山尹村，民主政府办事处在永壁镇。其任务是为夺取石家庄准备条件。他们以郊区为基地，对家住农村的城市工人积极分子通过在市外农村办训练班，然后派回市内开展工作，从中发展了一批有职业掩护的秘密党员，建立了6个地下党支部和一些独立活动的党小组。一些秘密党员还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如田清泉地下支部的马汉英、赵根波、贾向礼等人，都先后打入国民党军。他们利用驾驶汽车的有利条件，侦察敌情，传送情报，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制造事故使敌人的车辆抛锚。装甲车被烧毁，在正太战役和解放石门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冀晋区(北岳区)在石门的隐蔽斗争，主要归冀晋四地委领导。对石家庄开展工作的，有四地委的城工部、敌工部和分区司令部、专署公安局以及所辖各县城工、敌工部门。工作突出的是城工部及其领导的中共石门工作委员会。

冀晋四地委的中共石门市工作委员会(简称石门工委)，在日本投降时参与了组建中共石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后因对日受降受阻，撤回根据地，继续领导城市隐蔽斗争。为了解放石门，曾由中共冀晋区党委书记王昭兼任石门工委书记。截至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中共石门工委在市内建立秘密党支部9个，发展党员达105人。成绩最突出的是王子兴领导的秘密党支部。在日伪时期，王子兴由我冀中公安局派遣，打入到伪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做党的地下工作，曾送出许多重要情报，日本投降时参加了受降谈判。1946年，王子兴又受我冀晋区有关部门派遣，以原名孟庆元第二次进市，以叔侄关系投奔先遣军副司令孟宪复部，被委以先遣军的副官。后来，王子兴在由先遣军改编的国民党第三军补充团进行策反，使该团在新乐起义。因王子兴身份暴露，所领导的地下党员及家属有20多人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特务机关，其中贾文锦、王焕然、吴子珍、王国士、王振海5人在石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

此外，晋察冀社会部和边区公安处(后改为公安总局)，也建立了石门情报站，社会部长许建国兼任站长，纪贤、王应慈先后为负责人，领导情侦小组30余个，人员130余名。该情报站在石家庄解放前后送出不少重要情报，并在市公安局领导下，搜索审查残敌，挖掘潜伏特务，为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贡献。

（李霞、郭毅为本报特约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图片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