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壮歌——党领导下的石家庄地区学生爱国运动

高克谦(1906-1925)，正定第七中学学生会秘书、中共正定七中支部宣传委员。组织“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正定七中学生举行全校罢课活动，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掀起了正定县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尹玉峰（1903-1928），中共正定县党组织的主要奠基人。1925年春，他组织正定各界人民成立“正定县国民会议促成会”。6月7日，发动全县两千多人，组成了“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和“雪耻会”，并举行游行示威。1926年1月，他担任正定地委书记，夏季领导了驱逐反动教育局局长高肇绅的斗争。

魏哲甫 (1907-1931)，元氏师范讲习所学生，后任中共元氏县委书记、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组织委员。发动成立“元氏沪案后援会”，掀起了反对教育局局长齐心斋的斗争，领导了砸盐店斗争，发动了驱逐校长的学潮。

1933年，由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更名后的河北省立正定中学。

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场学生爱国运动，打击了反动势力，唤醒了人民大众，锻炼了青年，壮大了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业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民族危亡、军阀统治黑暗，石家庄地区的各地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起高昂爱国主义热情，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政府、反对封建学阀的坚决斗争——

□李 霞 王利利/文

本报记者 董子凝/整理

正定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学生运动

历史上的正定一直是河北地区经济、文化重镇。1902年清末新政中，在这里兴建了官立正定府中学堂，实行新式教育。民国初年，正定府中学堂改为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成为石家庄地区有名的新知识、开明文化教育中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部分学生来七中任教，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响导》《新青年》《独秀文存》等在学生中传播开来。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11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部国民党第三军第三混成旅进驻正定，旅部设在直隶七中。该旅参谋长张兆丰、军需处长郝久亭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支委会派进负责开展军运工作的共产党员。二人到达正定后，于12月底将其中进步学生杨天然、尹玉峰、高克谦、于华峰、裘树藩5人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建立起中共直隶省立正定第七中学支部。这是正定县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成员全部是七中学生，书记为杨天然，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别是高克谦、尹玉峰。从此，直隶省立第七中学的学生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5年2月，刚刚成立的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党支部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关于“为促成国民会议实现”的指示，决定成立正定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号召各界人民组织起来，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建立民主政治，结束军阀的统治。在七中党组织的积极活动下，正定县国民会议促成会迅速建立，群众纷纷参加。3月20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正定七中党组织以正定县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名义在学校广场召开了驻正定国民军和工、农、商、学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会上，请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于方舟到会演讲，积极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25年日英帝国主义者残杀上海示威学生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后改为反帝雪耻会)，由尹玉峰、高克谦、邢克让领导这一运动，以七中学生为骨干，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参加反帝爱国斗争。6月7日，正定城内大集，在七中广场举行了工、农、商、学各界群众2000多人参加的集会，高克谦、邢克让等人登台演讲，揭露了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五卅血案真相，声讨了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演讲完毕，群众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取消领事裁判权!坚决为被害同胞报仇!”等口号，传单像雪片似的飞落到群众手里。会后进行游行示威，在各个商店、学校、市民家的门口上贴上“打倒帝国主义，对英、日经济绝交”等标语，反帝浪潮席卷正定全城。6月8日，七中学生组成抵制日货检查团，前往经营日货的“庆升阁”等商店查封日货。

1925年6月16日，高克谦等人率领学生、工人、农民、商人二百多人，佩戴“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的袖标，乘火车到石门参加了欢迎上海代表和石门各界沪案后援会成立大会。高克谦登台慷慨陈词，痛斥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坚决作上海工人兄弟反强暴的后盾。会后正定七中和石门各校学生，高举“援助沪案”四个大字的巨幅横标游行示威，高呼“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英、日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沿街讲演，散发传单。

6月25日是全国援助沪案总示威日。七中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发动学生进行了总罢课，上街示威游行。之后，组成两个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反帝爱国大宣传。

七中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极大不满，他们千方百计对爱国学生施加压力。党组织识破了这一阴谋，邢克让等人组织学生与学校当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迫使学校当局取消了暑假大会考。

1926年春，学校开学不久，为团结同学，壮大组织，扩大革命影响，七中党支部在中共正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准备发动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此事遭到校方阻拦。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串联查出伙食班长石恒德贪污学生伙食费的问题，并以此为突破口，与校方展开有理有据的斗争，迫使校方同意成立学生自治会，党支部负责人闫步洲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为以后学生运动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1926年5月，五卅运动一周年到了，七中党支部利用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反日会”，一方面在学校举行各种形式的“雪国耻”纪念活动，组织业余剧团配合演出以反帝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另一方面步入社会，到街上进行讲演和宣传，或到商店查封日货，呼吁民众奋起反抗，争取人民权力、民族独立。

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宣传，一直到放暑假前，每逢星期日，都要上街宣传、演出。悲壮的歌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激起人们炽热的爱国热情，投入到反帝斗争的行列。

当时，正定县教育局局长高肇绅，媚上压下，排斥异己，拉帮结派，打击迫害进步教师，特别是对建有中共组织的韩通、高家营、吴兴等学校的教师，更是处处打击刁难。1926年下半年，在中共正定地方委员会书记尹玉峰领导下，以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进步师生为主，发起驱逐反动教育局局长高肇绅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元氏师范讲习所学生爱国运动

1921年，元氏师范讲习所开始正式招生，是石家庄地区建校较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学校进步师生在五四运动和先进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公开提出改变学校窒息的政治空气，要求言论自由，领导学生开展了改善伙食，提高待遇的斗争。元氏党组织还不断派遣党团员深入师范讲习所进行革命活动，把进步书刊送到学生手中，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

魏哲甫是元氏师范讲习所第一期进步学生，1923年毕业后到元氏东关小学任教。1924年初，为了反对元氏县教育局对学生的政治高压政策，魏哲甫等人组织师范讲习所的第一期学生和教育界的进步力量相结合，把反动教育局局长齐心斋赶下了台，由进步人士王新野担任了教育局局长。

1925年，元氏师范讲习所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进行了砸盐店斗争。当时，军阀政府控制食盐经营，盐店老板仰仗官僚资本的垄断，肆意提高盐价。数十名学生涌进盐店与老板说理，愤怒的学生砸了盐店的秤杆，拉走了食盐，逼迫老板降了盐价，取消了限量购买的规定。砸盐店斗争赢得了百姓的支持，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了元氏，部分师范讲习所毕业的学员在县教育局召开了“沪案后援会”成立会议，决定在集日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声援“五卅”运动。6月20日是元氏城内集日，县内1300多名师生参加集会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沿中山大街行进，宣传员在街口讲演，沿途把许多赶集的老百姓吸引进了游行队伍。会后，“沪案后援会”又组成若干个宣传小组分赴元氏各大集镇进行宣传，使“五卅”后援运动很快波及了全县，点燃了元氏县革命的星星之火，锻炼了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和学生。

1926年10月，共青团元氏师范讲习所支部的建立，为开展学生爱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引起校方当权顽固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不满，对进步学生实行高压政策。1926年12月的一天，校方以整饬纪律维护校规为由，宣布开除吴锡彤、刘天玉、魏荫南等12名进步学生学籍。师生反响强烈，纷纷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但校方对师生的要求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师生发动了驱逐校长的学潮。以魏哲甫、董占元、张宝山等学生党团员为骨干，组织“嫩波社”，编印了《嫩波》刊物，向学校和社会散发，揭露校长的无理腐败行为，同时，团支部组织学生开展罢课、罢考斗争，走上街头游行请愿，要求罢免校长。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县长只好出面，责成教育局予以调停，并答应了学生提出的“不许开除学生，不许克扣津贴，改善学政”等部分条件。这次斗争，打击了元氏县教育界的顽固势力，锻炼和考验了一批进步师生，为元氏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新乐乡师和一高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四·一二”政变，宣告国民党走向革命反面，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蒋介石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笼罩中国。

1928年6月，国民党新乐县党部成立后，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垄断文化教育，遂派国民党员到各学校充当教员，对学生进行反动宣传教育，并规定每周要安排两次以上的“三民主义”课程。

当时，新乐的中共党组织仅有一个同常店、木村联合党支部，党员也只有支部书记白俊石和刘清泰、田锡三、田道三、刘瑞辰几人，且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他们面对白色恐怖，认真分析形势，秘密串联新乐乡村师范学校和新乐县第一高等小学的进步教师及学生，以请愿、罢课、游行示威等形式，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0年初，新乐一高和乡师师生喊出“打倒国民党、反对旧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在学校里张贴标语，要求校方停止教授“三民主义”课程。反动当局当然不予采纳，立即派遣警察到学校强迫学生听课。

2月21日，正是新乐县城庙会，刘清泰、白俊石等组织新乐乡村师范学校和新乐县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学生300多名，举行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许多赶庙会的群众深受感动，自动加入游行队伍中。当庞大的游行队伍到达国民党县党部驻地时，县党部书记长等大小官员早已纷纷逃散。激愤的群众随即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

在白俊石的率领下，游行师生又到县教育局坚持了两天的静坐示威，迫使反动当局取消了对学生进行旧三民主义教育的决定。师生连续罢课两天，将一高反动校长和教员中的一名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赶出学校。从此，两所学校政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在学校进步师生中先后发展党团员数十名。1932年2月，新乐乡村师范学校和新乐县第一高等小学成立两校联合党支部，学生革命活动也在两校得到较大发展。

晋县河北省立第六师范驱“保高派”斗争

河北省立第六师范设在晋县南关。所谓“保高派”即保定高师毕业的一些教员在六师师生中拉帮结派，相互利用,形成一股恶势力，把持学校大权。这帮人与上层勾结，压制民主，反对学生运动，极力推行封建奴化教育。他们诬蔑要求革新的学生为“害群之马”“赤化分子，煽动闹事”；还经常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拉拢少数思想落后的学生，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加强对进步教师学生的控制，利用开除、镇压等手段，压制追求真理的师生。

1929年冬，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决定发动全校师生与“保高派”进行坚决斗争，领导师生掀起了驱逐“保高派”运动。

六师党支部根据县委指示，以校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出面，采取发动师生罢课与合法的说理斗争相结合，以教师、学生党员为骨干，组织小型集会，在全校师生中揭露和批驳“保高派”的反动言行和罪恶。一时间，在六师形成驱逐“保高派”的强大声势。六师党支部领导学生自治会推选阎政中(中共党员)、王慕桓，代表全体师生出面与校长交涉，指出这些人腐败专横，授课谬误百出，误人子弟，要求校方立即撤换这些人。

校长因刚到职便推脱。学生代表严肃表达，如不立即撤换这些人，全校师生罢课在所难免，坚决将“保高派”赶出校门。党支部印刷了大量传单，利用夜间在校内散发，呼吁全校师生尽快觉醒，起来与“保高派”作斗争，并表示不达目的，就立即举行全校总罢课。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省教育厅解除了这些人的职务，驱逐“保高派”的斗争获得全胜。

这次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六师师生的革命热情。同年12月、次年12月和1931年4月，先后开展了3次反抗反动校长的斗争，但均未能成功。特别是后两次斗争还遭到反动当局的武力镇压，多名师生被开除。同时六师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一些党员被迫转移到北平、天津等地。

赵县省立十五中的驱张斗争

河北省立第十五中学，坐落在赵县城内。1931年初，张庆凯任十五中校长。他一上任，就辞退进步教员，下令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提倡尊孔孟、读古文、学西洋，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宣扬蒋介石的治国方略，诬蔑共产党是“赤匪”。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师生们对此极其愤慨。

为了加强对十五中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共赵县县委于1931年2月初在新新石印局召开会议。决定：向十五中学大量散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传单，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斗争热情；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启发学生进步思想；积极培养学生运动骨干，在其中发展党、团员，迅速建立十五中党团组织。会后通过学生、共产党员白淑贞，联合进步学生弁翰臣、高书江、郭宝瑞等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大量散发传单。还组织学生阅读《呐喊》等进步书刊。许多师生深受教育和启发，大大激发了投身革命的热情。1931年2月下旬，建立了团支部。

团支部成立后，革命宣传活动更加活跃。一些团员和进步学生将印好的“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传单，散发到宿舍里、课堂上、书兜里、教员室等。号召热血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来。

1931年春，张庆凯为了阻挠和压制师生的革命活动，强行开除进步教员王蔼堂，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同年5月下旬，八班学生首先罢课。提出如不召回王蔼堂，决不复课。张庆凯从县政府借来手枪，恐吓学生。

赵县县委分析了十五中的斗争形势，认为开展驱逐校长张庆凯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领导学生开展驱张斗争。十五中团支部根据县委指示，以揭露张庆凯校阀作风，贪污自肥，压制民主的行为为突破口，在全校掀起驱逐张庆凯运动，决心将其赶出十五中。为使斗争顺利进行，按照县委的部署，校团支部组织了驱张行动委员会，下设交际组、文书组、庶务组和武装纠察队。团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弁翰臣负责全面领导，并向省教育厅写诉状；郭宝瑞负责组织领导武装纠察队；曹文清负责召开声讨张庆凯的大会；全体团员分工包人做好组织发动工作。

1931年5月30日晚8点，驱张斗争开始了。150余名进步学生很快汇集在学校广场。“反对张庆凯贪污挥霍！”“张庆凯快滚蛋！”的口号声顿时响彻全校。同时，手持木棒的纠察队员迅速包围整个学校，每两个人把住一个教员室，锁上大门。次日凌晨，张庆凯被纠察队员和学生抓了起来。张庆凯低头认罪，向学生保证，马上辞职。驱张行动委员会随即接管了学校的财物、戳记，纠察队昼夜放哨站岗，维持学校秩序，没有行动委员会的条子，任何人不许出入，同时将对张庆凯的控诉书寄往省教育厅。

轰轰烈烈的十五中驱张斗争坚持了半个多月，省教育厅迫于学生的压力，撤了张庆凯的校长职务，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教员。同时于6月14日提前放暑假，才使这场学潮平息了下来。

无极县学生救亡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沈阳发动了对华侵略扩张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抗战救亡怒火。在党的领导下，无极乡村师范、西南汪高级小学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学生运动。

1931年下半年，根据县委指示，西南汪高小党支部发动学校党员和进步师生走上街头，揭露反动军阀的罪行和日本侵略者侵华占领东北的暴行。学校党支部书记刘毅之组织和带领苏玉振、牛臻等同学多次到郭庄大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革命宣传一开始就受到反动当局的重重阻挠。1932年10月8日重阳节，无极乡村师范学生、共产党员翟栋仁带领10余名学生到庙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戏台上面对面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舆论宣传，宣传拥护共产党和抗日救亡的道理。次日，无极乡村师范校长张成美把翟栋仁等5名学生党员开除学籍，封锁消息，禁止师生员工出入校门。

针对无极乡村师范无理开除爱国学生的事件，中共无极县委在城西北何家坟和北城楼连续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以乡村师范学生为主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当局和乡村师范开除爱国学生丑恶嘴脸，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

1932年10月24日，中共无极县委在西南汪高小召开乡村师范学生运动筹备会议，研究讨论、部署了学潮的行动计划和应注意的问题。10月25日凌晨，中共无极县委书记刘洪涛组织乡村师范学生在校园开始了反抗斗争。大家首先冲进张成美宿舍，把张成美从被窝中揪出。一时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校长张成美!”等口号响彻校园。

但不久，学校即被国民党无极县保卫团包围。团丁们闯进校园，向手无寸铁的师生大打出手，逮捕了翟栋仁、王哲臣等10余名学生。

为营救被捕学生，一面让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共产党员曹子馥秘密领导监狱斗争，一面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发动全县小学教师联名控告“乡师”校长张成美。进步师生在法庭上同国民党无极县县长耿之光、保卫团总张文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1932年11月，被捕学生获释。

（李霞、王利利为本报特约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图片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