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地方党组织在艰苦环境下曲折发展

邢克让，又名邢予洪，正定县邢家庄人，1926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陈梅生，又名趁联魁，石家庄市花园村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石家庄特委书记，在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时，将《告工人书》《告农民书》《告市民书》散发至石家庄市大街小巷。

柏玉生，又名柏常青，山西省汾西县苗洼村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井陉县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工作在公安战线。

□李 霞 李江江/文

石家庄日报记者 董子凝/整理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前途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矢志不渝，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继续战斗。石家庄地方党组织在曲折中发展，不断在斗争中壮大自己。

1927年下半年改组石家庄市委员会，1930年10月首次建立石家庄地区统一的党委领导机关——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员会。1931年11月将其改建为中共河北省直中特别区委员会。3年多时间里，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根据党的五大党章规定，按照行政区划，在中共中央之下设立省委员会、县委或市委、区委、支部。1930年5月，建立中共顺直省委员会，1930年12月改为河北省委。从此，石家庄地方党组织先后在顺直省委、河北省委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

国共合作的破裂在石家庄的影响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北方也大肆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并公然以绞刑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中共北方区执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一度中断。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顺直临时省委——这也就是河北省委的前身，领导河北省党的工作。为了做好石家庄地区我党的发展工作，省委决定建立石家庄地区统一的领导机构。

1927年5月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成立，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但是，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家长式统治。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改组后的省委又错误地执行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把党的活动置于国民党的虎口之下，党组织受到严重创伤。改组后的顺直省委向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地派出巡视员，帮助改组整顿党组织。改组后的石家庄党组织的名称仍为中共石家庄市委，其负责人为张浩古、李清翰等。虽然从1928年开始省委就想建立统一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并且也一度形成了市委领导班子，但限于环境恶劣，领导成员不能全部到位，机构也不健全，工作很难正常开展。加之奉系军阀的疯狂破坏，石家庄的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石家庄党组织的活动异常艰难，很长时间市委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中共石家庄市委的改组

与恢复后的党组织第一次遭到破坏　　

1928年3月，顺直省委提出再次改组石家庄市委，并对石家庄的工作给予具体指示和要求。之后，中共石家庄市委负责人张浩古、李清翰以及阎步洲等人，以正太铁路为依托，以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陈梅生、宋公玉、张大中等人为骨干，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占领河北时，顺直省委内部有的同志一度产生混乱思想。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对省委又进行了多次的整顿调整，但由于对省委内部的矛盾未能解决，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力度不够，同时，国民党在顺直各地统治机构逐步建立和健全，并加紧清洗和镇压共产党人，使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到1928年8月，尽管省委对石家庄市委进行了两次改组，但由于环境条件所限，石家庄市委的组织机构仍然没有完全健全起来，活动只能分散和零星地进行。

1928年七八月间，顺直省委派邢克让到石家庄。他到石后，紧紧依靠铁路工人中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对石家庄市委进行充实和调整，市委成员明确分工。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党员陈梅生担任市委书记，邢克让、李卓然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新的市委组成后，确定了市委的主要工作任务。同时，对正太铁路、大兴纱厂和郊区马村、花园村党支部进行整顿。市委把领导正太铁路、京汉铁路、大兴纱厂和井陉煤矿等地的工人斗争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向四周县城、农村延伸。任务明确后，市委委员们分头深入下去，通过与自己联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串联其他人员，形成了一个工作网，很快发展了一批农民和农村中的小学教员入党。

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石家庄市委于1928年12月7日，在殷家胡同7号（共产党员张大中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宣传活动。12月10日晚上，市委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分六路在市内和郊区十六七个村庄，散发了由邢克让编写的《告工人书》《告农民书》《告市民书》等大量传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和共产党不复存在的谎言。传单散发后，引起了反动当局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当晚市内宣布戒严。第二天，敌人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散发传单的消息，说，“石家庄有三千名共产党员”在活动。与此同时，工农群众运动也有所恢复。石家庄炼焦厂举行了取消“包工制”和要求“年终批红”的罢工斗争。

纪念广州起义的宣传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但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警觉和仇视，过早地暴露了刚刚恢复不久的党组织。此次活动之后，国民党石家庄当局在市内和郊区四处搜查收缴传单，搜捕党团员。由于参加散发传单的个别人被捕后变节，带领警察直扑张大中家抓捕了张大中。接着，宋公玉、史化民等八九名党员被捕；市委委员李卓然在阳泉被捕，供出了邢克让、陈梅生等人的身份，随后二人即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市委书记陈梅生暂时离石隐蔽，组织委员邢克让赴天津向省委汇报工作。至此，恢复后的石家庄党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但此时，石家庄市委还不是区域性的党的统一领导机构。

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的成立——

石家庄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成立

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次遭到破坏后，市委组织部部长邢克让向省委汇报完工作又回到石家庄继续坚持开展秘密活动。市委书记陈梅生到正太铁路隐蔽，继续领导工人开展斗争。此时的市委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1928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在此前后，顺直省委由于内部一直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同年12月底，在周恩来、刘少奇主持下，顺直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并整顿调整省委领导机构。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组建了新的省委。邢克让作为石家庄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向省委汇报了石家庄的工作情况。

中共六大党章中规定：在省委与县(市)委之间设立特别区委员会。顺直省委变通执行这一规定，决定在全省设立中心地方党部。1929年2月6日，顺直省委发出《关于中心工作及改进各级关系》的第12号通告。通告规定顺直全省的“中心工作地，当然最主要的是天津、北京、唐山，其次是张家口、石家庄、保定、邢台、沧州、滦州”，并将上述9处的8个市(县)委(滦州除外)划为全省的中心地方党部。石家庄被划为全省8个中心地方党部之一。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克让根据省委的指示，将石家庄市委与正定中心县委合并，建立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中心市委直接领导石家庄市、井陉煤矿和井陉、晋县、深泽、饶阳、正定、元氏、安平、藁城、赞皇、赵县等14个县党的工作。至此，石家庄地区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这也是石家庄地区第一个城市与农村统一的地区性党的领导机构。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建立是石家庄地区党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石家庄地区党组织已经完成了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局部领导实现统一领导的开始。

鉴于石家庄中心市委活动地域扩大，领导面延伸，工作量增加，而市委只剩邢克让一人的情况，省委将原正定中心县委书记阎廷弼(阎兴汉)、元氏县委负责人吴正廷调来充实市委领导班子。市委成员分工是：书记邢克让，组织委员阎廷弼，委员陈梅生、魏哲甫，团委书记吴正廷。这时，石家庄中心市委领导下的党组织，除原市委所属的大兴纱厂、正太、京汉铁路等个别党员关系和花园、马村两个郊区农村支部共90余名党员外，又增加了井陉、正定、元氏、深泽、晋县、安平等6个县委组织，赵县、高邑、饶阳等3个特支以及栾城、藁城、无极、行唐等党支部，党员人数达到495名。

3月12日，顺直省委发出《反对国民党争取群众的全盘策略》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中共六大及省委1928年12月扩大会议决议。石家庄中心市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各县的党组织，发展工会、农会会员，进行广泛宣传，扩大党的影响。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石家庄的工农群众的革命组织迅速恢复壮大起来。市内的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大兴纺织厂和市外的井陉、正定、元氏等县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先后成立。正太铁路、京汉铁路、井陉、正丰煤矿和大兴纺织厂等地的工人运动也有了恢复和发展。在深泽、晋县、元氏等县农村，有的建立了农民协会，有的建立了平民夜校等党的外围组织；在藁城、正定、元氏、赵县等县教育界还建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同时，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所属各级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先后秘密出版了几十种革命刊物，如正定的《正定通讯》《曙光》；元氏的《血潮》《儿童乐园》《X光》；晋县的《改晋》等。这些刊物的出版，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和欺骗宣传，打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巩固党与群众的革命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鼓舞群众的革命情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连遭破坏及恢复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大规模混战暂时缓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便集中力量一面大举向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一面加紧了对其统治区工农革命运动的疯狂镇压。石家庄地区在国民党新军阀阎锡山的血腥统治下，加紧搜捕、清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斗争环境越来越残酷。1929年4月，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书记邢克让遭敌通缉。5月，中共正定县委4名委员被捕，5名委员和一些骨干分子遭到通缉被迫离境。在此情况下，邢克让无法继续留在石家庄而调回省委另行分配工作，中心市委书记由阎廷弼(阎兴汉)担任，市委委员有魏哲甫、赵玉祥。但是，3个月后，顺直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而波及市委，书记阎廷弼也被捕，市委委员魏哲甫等人被迫转移。与此同时，元氏、正定、井陉、晋县等县委先后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之后，石家庄党组织暂时与上级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晋县、深泽县党组织主动与中共保定中心市委取得联系，并在其领导下，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开展斗争。

石家庄中心市委遭破坏后，顺直省委于8月通过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遣刘俊才到石家庄指导正太铁路和石家庄党的工作。特别是正太铁路工人开展的要求增资的斗争，顺直省委除派刘俊才具体指导外，还向北平、唐山、山海关等地发出通知，要求给予大力援助。同年八九月间，顺直省委又将李培良从唐山调到石家庄恢复党组织，组建了中共石家庄临时特别支部，继续领导石家庄党的工作。临时特支办公地点设在同仁街(今新华东路)一个杂货铺里。1930年5月，省委巡视员姜纪五和临时特支负责人之一的陈培英在石家庄同时被捕。之后，只留下李培良在石家庄坚持工作。到同年八九月，李培良也因患病，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回原籍天津养病。从此，石家庄党组织的工作再次中断。

在此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基层党组织主动与中共保属特别区委取得联系，在其领导下坚持斗争。由于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又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工农群众斗争大多被反动当局镇压而失败。石家庄地方党组织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盘踞华北及石家庄地区的各系军阀，积极准备战争。中共顺直省委利用军阀矛盾的加剧，国民党对地方的反动统治有所放松之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同年10月，受中共顺直省委的派遣，在天津监狱获释的柏玉生来石家庄，开展恢复和整顿石家庄党组织工作，重新组建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书记柏玉生，组织委员陈梅生，宣传委员曹振华、王怀德、李汉儒等。

这次组建的中心市委后来又称“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中共保南市委”，到1931年10月改称 “中共河北省直中特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直中特委”）。从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到临时特支、保南市委、直中特委，最后到1936年的中共石家庄市委，这期间多次的名称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我党愈挫愈勇、坚韧不拔的信念，反映了当时石家庄党组织经历的无数次变故和磨难，也反映了我党当时面临的险恶环境。此时，石家庄中心市委受保属特别区委领导。在柏玉生来石前，保属特别区委书记郝清玉等与柏玉生一起研究了如何对石家庄开展工作的问题，并初步制订了工作任务和方法策略。

2月初，河北省委派张廷瑞来石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带来省委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省委指示市委在今后的工作中，要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和所谓党内李立三右倾路线的影响尚未完全清除的实际，遵循“长期隐蔽，壮大自己，以待时机，消灭敌人”的方针开展工作。同年3月，省委调保属特委成员陆治国到石后，在市委领导下，建立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并任团市委书记。保属特别区委撤销后，市委直属河北省委领导。省委又先后派童长荣、李嘉年(现名黎玉)等人来石检查指导工作，并于9月20日、10月5日、11月13日，三次向省委报告了石家庄的工作情况。不论是省委巡视员还是保属特别区委的报告，对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工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省委巡视员李嘉年11月13日给省委的报告，是历经40天的调查之后写出的。报告从13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石家庄中心市委的工作状况。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同时，还就石家庄的工作给省委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共正定、元氏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1927年6月，中共正定地方执行委员会改为县委后，根据省委指示，顺应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曾领导了有两千多农民参加的“讨赤捐”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此后，虽然奉系军阀加紧对人民革命运动进行疯狂镇压，斗争环境十分残酷，中共正定县委还是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这样，在斗争中党组织还得到一定的发展，县委下属组织扩大到2个工委、24个基层支部，党员发展到140多名。

1928年3月，中共正定县委书记尹玉峰病逝。县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关于“各市或县有两个区委员会以上或有五个支部以上经省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市或县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市或县委员会”的规定；同时，按照省委3月对正定“两星期内改组各支部，再由各支部推出代表改选县委”“县委由5—7人组成，工农群众须占五分之三以上”的指示精神，于3月20日在西兆通村共产党员王正家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中共正定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40多名。会上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选举产生新的县委员会。大会还根据正定的形势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县党代会之后，县委又及时召开了共青团县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共青团组织状况，确定了共青团的任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将共青团南北工作委员会按行政区划改为9个共青团区委。

1927年底，元氏县党组织在东关小学校召开了元氏首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姜纪五代表元氏特支总结了建立党组织以来的工作及经验教训，研究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和大力发展党组织的问题，制定了今后元氏县党的工作向农村发展的方向。会议经过协商选举产生中共元氏县第一届委员会。

正定、元氏两县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石家庄地方党组织建设的进步，为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十年白色恐怖时期，石家庄党组织发展充满艰难坎坷。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我党不屈不挠、信念坚定，不断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组织开展了一连串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反对资本家地主压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活动，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通过党所组织的这些活动，一是在石家庄地区形成了一个个区域性的革命势力，比如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就使正定、新乐、行唐、藁城交界的50多个村庄形成了革命群众集中区；二是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反蒋抗日武装，如平山县委1935年成立了60多人的武装游击队，后改称“平山红军游击队”，1936年又按照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典故改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08支队”。所有这些，都为我党以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