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 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

品读河北大地上的红色经典⑨

图为梁斌与其代表作《红旗谱》。（资料图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红色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4部长篇小说有一部就来自河北。

梁斌是《红旗谱》的作者，河北省蠡县人。这部作品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史实为背景，全景式绘制了冀中农民革命的宏伟图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本报记者 石雅彬

“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

《红旗谱》是作家梁斌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早在1935年，梁斌就开始为创作这部作品准备素材。一方面，他创作了一批相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1935年他写下短篇小说《夜之交流》，主人公就是他牺牲在高蠡暴动中的同学小马，还有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剧本《五谷丰收》等，后来《红旗谱》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在这些作品中初见雏形。另一方面，他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颠簸辗转。作家宋安娜曾主编梁斌作品评论集并撰写专著《解读梁斌》，她说，梁斌一生五进白洋淀，三上太行山，七次“过路”往返封锁线……抗战期间，梁斌随军南下时，从束鹿到衡水、石家庄、邯郸等地，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他一直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将百姓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写进了《红旗谱》。

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笔创作《红旗谱》，历时四年，完成了一至三部的初稿。创作期间，他完全沉醉在《红旗谱》中，不谙生活世事，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梁斌曾这样写道：“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

梁斌夫人散帼英也曾回忆：“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

为了写好《红旗谱》，梁斌曾“三次辞官”：第一次是辞去武汉日报社社长之职，他说“我要回到河北去，因为这部书的时代背景，都是在河北省”；第二次是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是辞去天津市副市长之位……他常说：“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从1927年参加革命至今，多少参加革命的仁人志士、战友、同学都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有幸了，我要用我的笔，把那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写下来，留给青年一代，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

“写出了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

这部小说以浑厚豪放、高亢嘹亮的艺术风格，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描写了“高蠡暴动”和保定二师学生的爱国运动，深刻表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以及农民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展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梁斌以大革命失败的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勾画了这部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绘制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英雄谱。

《红旗谱》共分三部曲，尽管初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完成的，但是梁斌多次修改，中间又经历了手稿遗失等变故，经历了三十年才全部出版。第一部《红旗谱》，初版于1957年；第二部《播火记》，初版于1963年；第三部《烽烟图》，初版于1983年，至此，共计120万字的《红旗谱》三部曲长篇画卷问世。

梁斌曾在《烽烟图》后记中提到：本来想写五部，第四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繁荣和“五一”大扫荡，第五部写游击根据地的恢复，直到北平解放。但是在修改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不能再有所成长，因此不打算再写了。可见，梁斌有多重视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这部小说得以著称文坛的一大因素就是塑造了一批细致精到、风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红旗谱》通过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感人至深的英雄谱系，其中朱老忠、江涛、运涛等文学形象更是成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典型形象。

《红旗谱》的主人公之一朱老忠，既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爽之气，又有“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精神；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的反抗性格，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身上，不仅展示了中国农民英勇、豪爽、酷爱自由、坚忍不拔的鲜明性格，而且反映了中国农民的觉悟过程和斗争历程。由此，朱老忠便成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的艺术典型。

小说还塑造了以贾湘农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从自发斗争一步步走向自觉斗争，带动农民的进步和成长，从而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

老作家徐怀中前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旗谱>的持久魅力》，其中写道：“（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写活了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大贵等各具特色的北方农民形象，更在于揭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的深沉命运，写出了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 这句话道出了这部小说成功的又一大原因——鲜明的主题思想。

《红旗谱》所反映的时代正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历史悲剧即将结束，新的觉醒、新的斗争序幕已经拉开的新旧转折时期。在小说开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九一八”事变相继爆发，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第二部《播火记》紧跟第一部结尾的“七六”惨案，继续描绘锁井镇上的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到了第三部《烽烟图》，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青年一代的江涛、运涛、大贵、二贵、严萍、春兰、庆儿等，在党的教诲下已经茁壮成长起来，成了伟大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坚力量。老一代革命者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等人也以空前的爱国热忱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投入时代洪流当中。一场震撼世界的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在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准备成熟。

正如老作家徐怀中所写：三部曲贯通起来看，其所反映的历史脉络就更清晰了。随着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红旗谱》中点起的星星之火终成人民翻身解放的燎原之势。这三部曲对中国革命进程作出了宏阔概括，让读者深切领略到那种沉重而又鲜活的历史纵深感。同时，即使是年轻读者，也能从中深刻地体会到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阶级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描写农民革命运动，梁斌有得天独厚的经验：他生长在冀中农村，曾体验过旧中国广大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他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他笔下的冀中平原的炊烟、庄稼、农村妇女……都是那么富有生活气息，生动而鲜活。他曾说过：“我爱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于是我竭力想表现他们，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

另外，他还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1930年9月，梁斌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后来被称作“保定红二师”），当年即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春，保定二师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爱国护校斗争，梁斌亲身参与了这场正义斗争。同年8月，他又参加了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高蠡暴动”。抗战时期，梁斌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游击活动。梁斌在自传中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小说《红旗谱》再版印刷30余次，同时它还被改编成了话剧、电影、评剧、京剧、电视剧等。茅盾将《红旗谱》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2019年9月23日，这部长篇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一直到当下，依然有不少学者在著述中讨论这部书的现实意义，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张勇在2019年曾发表《今天还需要读<红旗谱>吗》；作家徐勇不久前在《文艺报》发表文章《重读<红旗谱>：革命的初心与本心》；还有女作家贺桂梅的新著《书写“中国气派”》中，从“革命”“中国”“文学”三个关键词入手，以梁斌与《红旗谱》、赵树理与《三里湾》等经典作家或文本类型为基点，重新体认历史中的人物，重回历史现场，以此来重新考量1940—1970年代中国及其文学实践的现代化等话题……这些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体现了这部作品的不朽价值，这正应了书中朱老忠常说的那句话：“出水才看两脚泥”，一个人、一部作品，其是否能被大众认可、被时代认可，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