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子南与《李勇大摆地雷阵》：讲述爆破英雄的传奇故事

图为1947年出版的《李勇大摆地雷阵》。（资料图片）

图为沙飞拍摄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诗人邵子南。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岁华诞，这一百年是惊心动魄的一百年，也是成果辉煌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间，在河北这片红色土地上，涌现出许多让人铭记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作家们用饱含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留下的印迹。

自今日起，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品读诞生于河北大地上的红色经典作品，带领读者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奋斗进取的往事。

本期推出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发表于1944年，是早期创作出版的红色经典作品之一，被誉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邵子南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战斗过，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边区爆破英雄的战斗经历。

□本报记者 石雅彬

写活了河北军民机智抗敌的故事

1944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开始连载一部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后改题为《地雷阵》），作者邵子南。这部小说是邵子南在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中，跟游击小组一起同吃同住同战斗之后，根据亲眼看见的真实事件为素材创作完成的。作品描述了爆破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破小组抗日的故事，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小说以评书的风格，诗性的语言，白话小说的表现手法，活灵活现地描写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用地雷粉碎日寇扫荡的英雄故事。小说的发表轰动一时，被誉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本人也因此光荣地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群英会。

电影《地雷战》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里面的情节就是当年抗日根据地民兵有效杀伤敌人的一个缩影。抗战期间，在晋察冀边区活跃着许多爆破小队，他们用各种土造地雷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吃尽了苦头。据晋察冀边区1943年9月下半月的不完全统计，民兵和部队埋设的地雷爆炸四百余颗，共毙伤敌伪军一千四百多人，炸毁坦克二辆，汽车二十三辆，倾覆火车三列，破桥十二座。另据当时太行区的统计，仅1942年反“扫荡”中，全区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和敌人展开了地雷战，使敌人先后触雷一千九百多颗，死伤二千余人。

在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中，邵子南选取了一个小小的切入点，着重描写了在反“扫荡”期间，爆破英雄李勇带领他的游击组巧布地雷阵，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小说写道：“日本鬼子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炸——这不用说。庄稼地也炸，关道也炸！日本鬼子走河里，河里陷；走苇子地，苇子地也炸。李勇他们天天当天黑的时候儿开会，猜日本鬼子第二天要走的道儿，估计精确就连夜埋，有时也早晨埋，越猜越准，越炸越切实。”电影《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情节，日本鬼子抓老乡，绑起来，赶在前面踩雷，而我们的地雷却越过老乡在鬼子的队伍里炸响，这样的情节并非想象，在邵子南的小说中有同样的描述：“日本鬼子挨雷挨怕了，就抓老乡，绑起来，赶在前面踩雷。可是这些雷还不是日本鬼子挨。那老乡们呀，看见雷是不言的，巴不得炸响点……抓了六个老乡在前面踩雷。一路上，雷都在日本鬼子队伍中间响。日本鬼子大大惊异，自己走前头，雷又在前边响了。日本鬼子唉声叹气地说：‘地雷偏心！’”李勇和爆破小组就是靠着这些灵活机智的爆破战术，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三百六十二人，炸毁敌汽车二十五辆。

除了李勇的英雄事迹，小说中还特别提到共产党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和模范带头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李勇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成长为有觉悟有智慧的战斗英雄，他的弟弟妹妹等家人也在他的引领下，成长为不怕死不怕苦的抗日积极分子。

为了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这部小说邵子南写得轻松幽默，情绪饱满，让人读后生出一股昂扬的斗志，文中使用了大量顺口溜、打油诗、歇后语等，使文化水平不高的边区百姓也能读得朗朗上口。比如“地雷像个大西瓜，翻开地皮埋上它，浇上了鬼子的血和肉，让它开一朵大红花！”“他们一齐弯下腰来，一口气一口气吹灰尘，找地雷。创造了世界上最异样的行军动作。这就是日本鬼子四大难处。哪四大难处？要命，不行，当然，不沾。怎么讲？横冲直撞干到底——要命！立着不动待下去——不行！抓人踩雷不顶事——当然！扶着腰儿吹灰尘——不沾！”

1947年，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由新华书店发行。

晋察冀边区最活跃的诗人之一

邵子南，原名董尊鑫，四川资阳人。1931年邵子南考入寿民中学初七班，得到了进步教师的指导，开阔了眼界，开始关心祖国的命运。1936年春，他和作家丘东平、欧阳山、草明等人交往频繁，从人生理想到文学见解，无所不谈。后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帮助下，做了文艺杂志的编辑，所写的小说、剧本，在《光明》等进步刊物上发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邵子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他奔赴延安，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党支部书记，与田间、柯仲平等发起“街头诗运动日”。1938年10月，邵子南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察冀边区，主持战地社日常工作。他是边区最活跃的诗人之一，主编《诗建设》，并任晋察冀边区文救会、文协、文联、诗会理事、常务理事。

在晋察冀边区，邵子南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写下大量优秀诗作，《诗建设》《诗战线》《边区诗歌》及《歌创造》等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1939年3月出版的《粮食》，收入他的街头诗4首；4月，他的50余首街头诗结集成册，命名为《文化的民众》，收入“诗建设丛书”出版；12月，晋察冀一分区前进报社发行的诗集《力量》，收入他的街头诗5首。

孙犁曾回忆过，邵子南早期的作品一方面“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而另一方面“很欧化的”“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但随着“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开始用多种形式及更丰富的语言创作街头诗。这一时期，他写出叙事诗集《组织》、长诗《会场上的诗章》以及《春天，粮食的诗章》《骡夫》《好样儿》《模范支部书记》《压面妇》《在新的年代的第一个早晨》《关于火的诗章》等多篇诗作。孙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

歌剧《白毛女》创作工作的先行者

1943年，邵子南在河北阜平任小学教员，在反“扫荡”中与群众、民兵一起转移、战斗，进一步与群众相结合，被评为边区模范工作者。后来他回到延安，根据在河北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感，满腔热忱地写出了《贾希哲夜夜下西庄》《阎荣堂九死一生》等作品，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揭露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他贪婪地在艺术上追求很多的东西，如中国气派，群众语言，口头文学的形式，发掘和表现工农群众的伟大心灵。”作家欧阳山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邵子南。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邵子南曾多次深入采访、收集整理“白毛女”的民间传说，回到延安后又积极向鲁艺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并促成了歌剧《白毛女》的诞生。贺敬之、马可在歌剧《白毛女》1952版“前言”中说：“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

2002年周巍峙在《回想延安·1942》一书“答记者问”一文中说：“中央决定在1945年召开‘七大’，鲁艺院长周扬召集前方回来的同志商量为‘七大’演出献礼节目，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邵子南同志把他在晋察冀边区收集到的关于‘白毛女’民间故事做了详细汇报，周扬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说……可以写个歌剧么。当时就让参加会议的张庚同志成立一个创作组，负责创作和演出这个歌剧。”

根据贺敬之等直接参与者的回忆，尽管由于创作思想不统一，邵子南后来退出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团队，但是他对于这个民间故事的挖掘和呈现工作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邵子南，以一颗火热赤诚的战士之心，记录下边区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战斗图景，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55年邵子南因为疾病英年早逝，许多年以后，孙犁在散文《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中依然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样子：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