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润身：赋予“白毛女”新的艺术生命

图为杨润身及其部分作品。（资料图片）

1951年，电影《白毛女》问世，它第一次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翻身故事唱响全世界。作为编剧之一的杨润身也因此声名远播，但他并未止步于此，平山的水土风情养育了他，在70多年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以讴歌家乡，讴歌人民为己任，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他的目光、他的创作源泉始终在平山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本报记者 石雅彬

受命改编电影剧本《白毛女》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掀起一股投入火热生活、发掘民间文艺的热潮。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应时而生。故事叙述河北省一个偏僻的村庄，贫农杨白劳外出躲债，因无法忍受地主黄世仁的逼迫喝卤水而死。闺女喜儿被抢到黄家，受尽虐待。喜儿的未婚夫大春救喜儿不成，投奔了八路军。黄世仁奸污了喜儿。喜儿逃离黄家，栖身于深山野林之中。由于生活艰苦、不见天日，她的头发完全变白了，有人遇见便传说遇见了“白毛仙姑”。后来，大春所在的八路军部队来到了故乡，从深山野林中救出了喜儿。“白毛仙姑”的真相大白后，受尽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争先恐后地揭发控诉黄世仁的罪恶，千千万万的受苦人终于报了仇，伸了冤。

几年间，这部歌剧唱红了大江南北，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成为我国民族歌剧的里程碑。1949年秋，作家杨润身受命和水华、王滨等人一起创作《白毛女》电影剧本。从20世纪30年代初，“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就一直在平山县等冀西山区地带口口相传，因为杨润身是平山人，他对这片地区的状态、生活都非常熟悉，又因为他14岁就参加革命，对战争、对战争年代的人民生活和抗争情怀都有深刻把握，因此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他对原歌剧中的很多细节都进行了丰富和再创作。

杨润身曾经多次回忆当年改编剧本的细节。喜儿在地里干活儿，随手用镰刀刮脸上的汗，这个细节是杨润身设计的——因为当时农村女孩干活儿没有用手帕的，这样的细节除非有十分丰富的北方农村生活体验，不然很难想象。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在电影里被渲染得更加热烈，大春在半山腰砍柴，喜儿在山头上放绳子拉大春上来，这些情节将爱情段落诠释得更加丰满。故事结尾二人要不要结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杨润身力主结婚，这样不仅能丰满人物形象，也能照顾观众的感情。这些细节通过银幕播放出来，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评价：“拍得很生活化，创造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两个艺术的典型。”

1951年，随着电影《白毛女》问世，第一次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翻身故事唱响全世界，杨润身也因此声名远播。

早年投身革命,走上文艺创作之路

1923年，杨润身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村里来了八路军，只有14岁的杨润身毅然投身革命队伍当中。

平山县是有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经历着抗战硝烟的洗礼。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身为学校教员的杨润身，带领学生和乡亲们组织了柴庄剧团，并且很快成为晋察冀边区群众文艺的一面旗帜。在几年间，他们自编自演了40余部街头剧、舞台剧，如反映八路军和当地民兵围困日本鬼子堡垒的《围困堡垒》、批评忘本思想的《炕头会》等，这些作品多取材于真实的抗战故事，以及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真人真事。

《围困堡垒》创作于1944年，剧本取材于真人真事，真实地还原了抗战斗争的艰辛和人民群众夺取胜利的智慧与果敢。那是在抗战反攻阶段，杨润身所在的柴庄村民兵围困敌人堡垒，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取得了最终胜利。多年以后，作家仍能清晰地回忆那次凶险的亲身经历：“当年我在村子里当民兵，还是民兵的一个负责人，所在的村子离鬼子的堡垒五里路。堡垒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在山下挖了工事，鬼子一出来我们就攻击，我们围了半个月，民兵用机枪把子弹打到了堡垒上，鬼子以为八路军来了。我们围困了堡垒以后，把鬼子的电话线也剪断了；城里的鬼子也不能来救援。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清晨，鬼子突围，冲出来了，其中一个鬼子离我只有十步远，我一枪就打倒了。”

因为亲历，所以生动。不仅是这一部剧，杨润身创作的多部剧作都取材于生活实际，他往往是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现象，就迅速写成剧作，展现给边区百姓，对当时的抗战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区里号召交公粮，他们就排演街头剧《战斗生产》，使全村公粮两天交齐；村里有人家思想出现问题，他就根据村里人的炕头闲聊创作了街头剧《炕头会》，很快扭转了人们的思想问题；解放战争期间，乡亲中有恐慌情绪出现，他就编了街头剧《一碗饭》，从人们吃饭、种粮谈到保卫饭碗、保卫家园，使群众增强了胜利信心，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他带领柴庄剧团在平山各村演出的时候，获得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扬，杨润身本人，也从此真正开始走上文艺创作之路。

以讴歌人民、讴歌故乡为己任

尽管电影《白毛女》令杨润身声名远播，但他并未停止山乡文学创作之路。尽管他很早就进城当了领导干部，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依然是在平山县这座山区县城度过的。

天津解放后，杨润身成为首批进城的专业作家，但身在繁华的大城市，他却说：“我的笔丢了，要到故乡，革命老区平山县去找……”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杨润身迫不及待地从天津回到了家乡平山，继续他的农村文学创作。他深深地依恋着这片生养他的土地，这里有他魂牵梦萦的山山水水，也有他一见面就觉得亲切的乡亲们。尽管已渐渐老迈又身患疾病，但杨润身依然喜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逛，到处听，见人就聊。家乡人也爱跟这位操着地道平山口音的大作家聊天，他的住所总是“高朋满座”，走了一拨儿又来一拨儿。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现实题材、反映农村改革巨变与弊端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九庄奇闻》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干部腐败的故事，另一部长篇小说《天堂里的凡人》塑造了一个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农村女性形象，讲述了山乡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

他热衷于对平山革命历史故事的发掘，长篇小说《风雨柿子岭》就是杨润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的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据说书中的主人公抗日儿童团团长田犟巴的身上就有老作家自己的影子。书中生动再现了当年革命战士们端炮楼、杀鬼子的悲壮历史，也描绘了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作家特别强调了他们在多重压迫之下仍然坚强、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与敌人斗争的精神。他说过：“我的故乡在革命老区，每一片泥土都洒着受难同胞的血泪，每一块山石都刻着先烈的无私。”

2010年，已87岁高龄的杨润身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25万字的反腐题材长篇力作《艰难的跋涉》。这仍然是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他的视角跟着时代发展来到了新世纪，而关注的依然是农村反腐败斗争。这一次，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正直善良的基层干部，积极热情为老百姓办事，带领乡亲们奔小康的故事。小说赞美伸张了正义，鞭挞了丑恶，批判了拜金主义。

杨润身说过：文学离开生活，离开现实，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文学脱离人民，人民自然会远离文学。作为一名党的文艺战士，我只要脑子还清楚，身子还能动，就不离开人民，不离开土地，用我的笔，讴歌我们的时代，讴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延伸阅读：

《白毛女》——集体创作的结晶

自20世纪30年代初，“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就一直在平山县等冀西山区地带口口相传。

1942年，作家李满天（化名林漫）依据这个故事创作了一篇报告文学《白毛仙姑》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后来又写成一篇短篇小说《白毛女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最早以文学形式讲述的“白毛女”的故事。1944年，李满天托人将这篇作品带去了延安。

同一时期，作家邵子南在平山县天桂山一带考察，对“白毛仙姑”的故事做了大量采访笔录，并写出了长诗《白毛女》的草稿。1944年初，他将这个故事带回延安，汇报给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直接促成了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作品。

1951年，王滨、水华、杨润身三人将歌剧《白毛女》的剧本改编成电影剧本，电影《白毛女》上映后，获得海内外的一致赞誉。